清朝光緒年間的一天，山東堂邑縣的一個大戶人家的門口來了一位衣衫襤褸、形貌醜陋的年輕乞丐。這個乞丐時而唱著乞討的段子，時而裝扮成豬狗的模樣，時而又學驢叫。由於表演技藝不怎麼嫻熟，引得眾人一陣陣哄笑。而他絲毫不以為意，用沙啞的嗓子唱道：“我乞討，我積錢，修個義學為貧寒。”旁觀眾人中有識得此丐的，紛紛搖頭，“乞丐還想興修義學，這不是癡人說夢麼？”
這不是武俠小說裏的情節，這個乞丐也不是洪七公這樣的世外高人。他的名字叫武訓，他是當時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這個平凡的乞丐，卻以一番最不平凡的作為，名垂青史而為後人稱揚。在中國曆史上，以乞丐身份載入正史的，大概隻有武訓先生了。武訓的事跡對中國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響甚巨。而在他死後五十多年後，因他而起的那一場狂卷中國知識界的暴風驟雨，更會令人感歎曆史風雲的詭譎無常。
武訓是清末堂邑縣武莊（今屬冠縣）人，生於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訓原本沒有正式名字，他和魯迅筆下的阿Q一樣，都是那種“窮得連名字都沒有”的貧民。因在家族同輩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訓這個名字實際上是個賜名，在他老年時，朝廷為嘉獎他的興學義舉而給他取名為“訓”，以示朝廷對他創辦義學來訓導貧苦學生的支持和鼓勵。
武七自小家境貧苦，7歲喪父，隨母親乞討為生。每次隨母親路過學堂的時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駐足良久，他總是為裏麵的朗朗讀書聲深深吸引。然而在當時，就武七的家庭條件，上學隻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而已。
14歲後，武七多次到大戶人家當傭工，經常受到欺侮。辛辛苦苦幹完三年，到了領工錢的時候，大戶人家偽造了一本假帳，欺武七不識字，謊稱所有工錢早已支度完畢。武七據理爭辯，卻被誣為“訛賴”，並遭到家丁的毒打。氣得他口吐白沫，大病一場，在破廟裏一連三天不食不語。思量之餘，武七方悟以往受盡欺辱，皆因吃了不識字的虧。他又想，周圍象他這樣的窮人還有很多，如果不念書，窮人永遠沒有出路。於是他萌發了興辦義學的念頭。
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誌。一旦建立了自己的目標，武七便以貫穿其一生的苦行和執著來實現這個目標。自古以來，學堂除了官辦，就是民間殷實人家集資興辦。以赤貧之身而興義學之舉，曠古未聞，其難度可想而知。一個乞丐，不圖名，不為利，抱有這樣的大誌，固然值得佩服，然而，這個誌向對他來說是不是過於“遠大”？可以實現麼？
鹹豐九年（1859），21歲的武七開始著手實施他的“偉大”計劃，到各地去行乞集資。他頭發髒亂，麵目汙黑，爛衣遮體，但卻很快樂，一邊走一邊唱著自己編的歌謠，四處乞討，“邊乞邊傭”。幾年下來，這個苦並快樂著的乞丐，足跡所至，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
每次討得較好得衣物和飯食，他就設法賣掉換錢。而自己則象一個苦行僧一樣，隻吃最粗劣的食物，邊吃還邊唱：“吃雜物，能當飯，省錢修個義學院。”。他有時還象個江湖雜耍藝人一樣表演錐刺身、刀破頭、扛大鼎等節目，甚至吃毛蟲蛇蠍、吞石頭瓦礫，以取賞錢。他還將自己的辮子剪掉，隻在額角上留一小辮，裝扮成戲裏的小醜模樣，以獲得別人的施舍。
武七白天乞討，晚上紡線績麻，邊做活邊唱：“拾線頭，纏線蛋，一心修個義學院；纏線蛋，接線頭，修個義學不犯愁。”在農忙時還經常給富人打短工，並隨時編出各種歌謠唱給眾人聽。另外，他還為人做媒紅，當信史，以獲謝禮和傭錢。
經過多年的辛勞，武七終於積少成多，存了一筆數目可觀的錢。由於他居無定所，錢款無處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戶人家來存放。他打聽到本縣有一位舉人楊樹坊，為人正直，名聲很好。武七覺得這個人值得信賴，於是跑到楊府求見。由於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見，他便在大門口一跪就是兩天，最後終於感動了楊舉人。武七把乞討積錢、興義學之事原原本本敘述一遍，楊舉人大為感歎。楊舉人不但答應幫他存錢，並且表示要助他辦學。
隨著款項的增多，武七開始典買田地，備作學田。同時他以三分息給他人放貸，以獲得更多的資金。在他49歲時，武七已置田230畝，積資3800餘吊。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的財力了，可是他依然沒有放棄自己的乞丐身份而選擇享受，他繼續過著赤貧的生活。這時他覺得時機已經來臨，決定創建義學，於是他向楊舉人提出建義學之事，楊舉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武七應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