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悠久，史籍浩如煙海，曆史內容豐富多彩，曆史人物風姿萬千。我們中華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孫孫為之驕傲、為之神往的曆史。
中國曆史上每一個有責任感、有成就的史學家，都是以他們的心血凝聚起來的思想，從而留給後人許多有益的啟示。《史記》，一方麵展示了中國通史的輝煌，一方麵凝聚了對史學和曆史的深刻理解與認識。兩千多年來，讚歎它、研究它的人不絕於時，這證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對於這樣一部宏偉的曆史著作所展示的曆史長卷來說，在曆史運動中的個人都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這些角色和他們所活動的曆史舞台及其背景，對今天的人們有些什麼樣的重要啟示呢？對於這樣的問題，不同時代的人會有不同的思想認識，這是一部說不盡的“史家之絕唱”。盡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領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對不同時代的不同的人們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觀念。
比方說，人們為什麼要學習曆史？人們應該用什麼方法或態度對待曆史和現實的關係？這是有關社會公眾同曆史學之關係的最根本的問題，直至今天，還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寫道：“居今之世，誌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幾句話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現實中的人們之所以要了解曆史、認識曆史，是把曆史作為現實的一麵鏡子來看待，加以對照，作為借鑒，既不是把曆史與現實等同起來，也不是要現實去模仿曆史，二者不應當混同。這也明確地指出了古今的聯係和區別：因有聯係，故可“自鏡”；因有區別，故“未必盡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他們的製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達到治理國家的根本目的。可見“自鏡”決不是混同古今。這兩點，很辯證地闡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誌古之道”。可見，拒絕曆史經驗，是愚昧的；生搬硬套曆史經驗，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類社會曆史的發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則（即今天我們所說的規律）？如果有的話，人們認識這種法則有什麼意義？這是人們學習曆史、研究曆史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坦率地承認，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為之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太史公司馬遷也觸及了。他從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認識：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史記·貨殖列傳》序）這是把耕種、開采、加工、交換以及交換中的責賤變化等人們的分工及相互關係，視為符合於“道”的自然現象。太史公在講到類似的經濟現象時還說：“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又說：“無異故雲，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記·平準書》後論）他認識到：事物發展到極盛就會轉向衰落，有利的客觀形勢發展到了頂頭也會轉向不利的方麵，這是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衝突而造成的，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顯然，人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對過往曆史有一個大致正確的看法，而且還在於對現實的曆史運動和未來的曆史前景。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比較客觀的態度。
再如。曆史運動主要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離開了人的活動也無從討論人類社會曆史運動的各種問題。那麼，作為個體的人，究竟應當在曆史活動中扮演什麼角色呢？這不僅涉及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認識，還涉及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生活、曆史運動中所具有的價值。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們對此有種種說法，都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他們所論大多是理性的闡說，這無疑能夠提高人們的認識，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在這方麵，太史公從史學家的角度，冷靜地觀察那些經過曆史潮流洶湧澎湃衝刷之後，仍然沒有逝去的曆史人物，並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社會活動進行分析和綜合，從而提出了撰寫曆史人物的基本原則；這原則既是太史公評價曆史人物的標準，又是他告誡後人如何做人的準則。太史公在綜論他為《史記》作人物列傳時是這樣說的：“扶義倜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史記·太史公自序》）“扶義倜儻”，主要是講德行、風采；“不令己失時”，是講善於把握時機、機遇；“立功名於天下”，是講以天下為己任的事功目標。顯然，在太史公看來，他所要寫進《史記》的曆史人物，一般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卻又並不是用絕對的觀點來對待這個準則的；他的史筆之下，也活畫出一些世儈小人，而正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才更襯托出那些寫入曆史書的傑出人物的真正本色。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扶義倜儻”等等，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於後人的，後人應以為“自鏡”，做一個正派的、適應曆史潮流的、有益於天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