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好像還沒有誰，是一生下來就邁進劇場看戲的。即使是那些在戲劇史上占有顯赫地位的人，也都是先經過了一個“不戲”的階段。就京劇言，如果在“不戲”階段逗留的時間越長，以後的看（演）戲也越持久和越有滋味；而且還有一樁奇處，除掉極少數堅持“死也要死在台上”的演員，絕大多數觀眾在癡迷多年之後，總會有一夭重新進入“不（看）戲”的境界，一方麵―高高遠遠地回望（或回憶）一生所看到的精采劇目，同時又力求上升到文化層麵，對那些好戲進行反思。
我生長在一個可以讓“不戲”得到從容滋生的環境中。中學是一個帶古風的老校，因此懂戲的老師比較多，時不時在講課當中露一兩句。同學也是各有才能的，有人能（寫舊體）詩，有人能畫（中國畫），有人能書法，有人能篆刻，即使那些淘氣的孩子（我當是其中之一），也喜歡在課餘跑到廟會上去觀賞民俗風景。我看到了類似於舞台的刀槍棍棒（給小孩的玩具），看到了孫悟空和“大花臉”的麵具，也看到了香煙中的各種煙畫（曆史傳奇人物和單個的京劇膾譜），還從廟會上聽到了和京劇取材於同一個故事的評書、大鼓，甚至從相聲中也看到“滑稽化”了的京劇。隨後，等我們稍稍“高明”了一點，又看到了買者和賣者之間的、那種類似京劇的“拿腔拿調”的話語和心態。老實講，逛廟會要是逛到這一步，就有點不簡單了，它需要逛者真用心，此時距離京劇的大門已經不遠。
我最初憑票入場認真看戲，是在1953年，當時11歲。我母親在《人民日報》文藝部分管戲曲采訪，那年正好舉行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她多次帶我看第一流的好戲，有京劇也有其他劇種。但是很可惜，由於還沒有“不戲”的準備，我沒能“進去”。許多年過去了。高一那年，學校。舉行校慶，幾位熱衷此道的老師自己排了戲，其中有《法門寺》。我最初參觀過排練，沒覺出有多大意思，後來正式演出，生物老師扮演的大太監劉瑾把原來的台詞“我說哥哥兒啊哥哥兒，你那腦子裏還有咱家我嗎”，現場改為“我說哥哥兒啊哥哥兒你那大腦皮層裏頭還有咱家我嗎”，頓時贏了全場同學理解的笑聲。生物老師平時就愛開玩笑。演戲也如其人，一下子在劉瑾和老師“他”之，間“打通”。我一下子就“進戲”了，幾乎從此每個月都把零花錢貢獻給了馬、譚、張、裘。
看來，隻要最初的“不戲”足實了，以後的“進戲”就不難。
我沒有滿足“進戲”，發展到想把這輩子交給戲，一句話，想“幹”戲。這種願望如果發生在演員家庭，不難。甚至是不費吹灰之力。但我以新文化人的家庭背景，同時又不打算以唱戲的姿態進入梨園，這就大難特難。因為當時我所景仰的京劇編劇行業，以及讀行業中的佼佼者翁偶虹、範鉤宏諸人，都不是通過學校培養出來的。翁曾在中學畢業以後，以十年時間擔當自由撰稿人，以多種方式磨練自己的認識和筆墨。範為了摸清楚戲台和戲班的奧秘，索性業餘挑班兒，把全部家產都扔進去了。這些行為，我們學得了麼？翁、範需要有接班人，但要想接好、接住他們的班兒，應當上學，但不能光是上學。
這當中話太多，我也是飽經坎坷，才在1979年進入中國京劇院，正式“幹”起了戲。因為這編劇得來不易，最初真想好好向老前輩學些本事。可惜“承包風”一刮，大環境變了。我不得不轉向，自我“改行”，搞起了京劇研究。再後，上級確認了我的自我“改行”，可我又覺得在京劇院團中難以深化。於是，我在出版了10本專著之後，就把主攻方向轉向了京劇文化，並調動了工作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