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在和平時期出生的小孩子，通常很少有出外旅遊的機會，這也無奈，是受國情的限製。如果長大工作了，並且是在一個“還行”的單位，就短不了出差。再如果有機會到風景優美之處出差。順便旅遊也就成為題中應有之意。很多人就這樣幾乎走遍全國。當然，也有少數人也就這樣“幾乎”走遍了世界。
試問：這樣的人能自稱是旅行家麼？難。真正意義的旅遊，隻應該視為是對平日緊張工作的一種放鬆和補充，並且還應當是自費的。一旦旅遊歸來，身心得到協調，便能以一種新的心態投入工作。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自費旅遊是比把錢存在銀行“更有價值的行為”。我讚成，認為人的儲蓄有兩方麵，一是物質的，二是精神的，年輕時花些錢替自己儲備些“閱曆”比存錢掙利息要“值得多”。更有一點，儲備閱曆可以在後代身上體現，讓孩子早點領略名山大川的秀麗雄奇，實在比光讀書勝似百倍。那些借公款走遍中外名勝的人，是不能獲得這樣的精神愉悅的。
我這樣講，不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我得承認，在前些年自己也曾這樣走過許多地方，走馬看花欣賞了不少名山巨川。但近兩三年，這。種情況已在悄悄中改變，這又要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微調”。比如公費出差到上海，順便自費到蘇州逛一兩天，因為在蘇州我能得到在上海得不到的陶醉和啟迪；再一種是根本性的變革。每年暑假，我都和妻子女兒出去“玩兒”―趟，全部自女兒，因為北京長大的孩子，很少有出遠門兒的機會。現在的學校都是陪養孩子死讀書，殊不知閱曆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的作用。為了培養女兒，我和妻子平時節儉一些，同時也“加油兒”多掙一些“外快”換言之，把假日一起出遊的錢在平日掙出來。那麼假期來到之日，出去就出去了，錢該花也就花了。表麵上好像當了“冤大頭”，事實上女兒將來的收益遠比今天支出的要多。“得”，也就在“不期然”中得到了回報。其實何止是女兒，就連我也是一樣。經過這麼“全家偶然一走”，說不定以後寫文章到某處，會忽然蔭生出某種既新且深的感慨——多了這麼一筆，這篇文章說不定就“上去了一塊”，難道還不“值得”麼？
但是，事情總不會一帆風順，總會有轉折迂回之處。首先，是可遊覽的地方有限；其次，是人會老，會有病，腿腳會出毛病。總有一天，你會覺得“沒地方可去了”或“走不動了”。那時又怎麼辦？
我說，“既來之則安之，那就神遊吧。”
可以補看一些書或畫冊（需要早點買，要舍得掏腰包），看那些介紹山川地理方麵的文化性較強的書；可以找關係好而又閱曆豐富的朋友一塊聊天，專門聊那些共同走過的地方，或者把走過的和還沒有走過的地方加以比較。後者或許比前者還重要和有興味。一定要找好聊天的對手（即當年的遊伴兒），盡可能要找那些比自己“高”的談話對手。
我曾發現，在自己還“走得動”而堅持去走的旅遊中，盡量和“高人”結伴同行。比如某年去大連，年紀最長的是汪曾褀，最小的是我。偏巧我們倆在某些地方相似——都在京劇院團當編劇，又都“不甚安心”，時常涉足其他文化領域。結果在此行中，汪不時談些梨園掌故，我也不時談些。沒想到居然就“撞了車”。比如談到王瑤卿對“四大名旦”的一字評。汪說是“梅蘭芳的樣兒，程硯秋的唱兒，尚小雲的棒，荀慧生的浪”。我在梨園的年代比汪晚了大約二十年，我聽到的則是“梅蘭芳的象”，並且我也以為“象”更符合梅的成就，可以解釋為多種——意象、心象、坐象、扮象……汪則堅持說是“樣兒”。後來回北京再一打聽，梨園老人則說三十年代那會兒，傳說中的真是“樣兒”。後來，也不知從哪會兒起，也不知是哪個人給予改變，把“樣兒”給改成了“象”，因為後來的梅確實有了空前的提高，再說“樣兒”就有點貶低他，說“象”反而倒更合適。
當然，這個小例子都是先從無心中發生，隨後我又有意追尋，才得到了積極結果的。我想，不可能每次都要求和“高人”同行，但能夠要求自己的，是盡量事先做一些文化上的準備。比如今夏去武當山這一道教名山之前，我用心讀了些書（包括道教文化的書），於是遊山便格外有體會。回來後寫的就不止是文章了，而是結集出了本談旅遊文化的專著（書名是《圓夢武當》）。我想，到了這時，神遊的實質就不是“我遊山”而是“山遊我”——我要把自己對於這座山的觀感以及觀感形成的過程，都如實敘說出來和我的讀者交流。假使我的讀者能有所得，這樣的“神遊”或許就比邁開雙腳去走路，要更有實效和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