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恒兒畢業前的最後一學期，這是大學畢業生不再由國家分配而實行雙向選擇的第二年。招聘會的那一天弟弟特意自上海趕來，給恒兒助威鼓氣，也為恒兒出謀策劃。招聘會設在一中的校園內，那一天人山人海。恒兒拿著自己的檔案材料，找自己看得中的單位遞上去。被好幾個單位婉言回絕了，大家的心顯得有一絲緊張。記得恒兒與對方談話中用得最多的一句是：“有沒有希望？”
我們看得中而試投過許多單位，現在還想得起來的有第一光學儀器廠、市教育局等。可前者要求計算機軟件專業的本科生，恒兒條件不夠；後者是作為小學的計算機老師，隻要幾個，可排隊的人卻是不不少少，且恒兒也不太樂意做老師。最後是在蘇州有線電一廠的攤位上投出了檔案，他們接受的名額較多，專業也較對口，又是一家國有製的大廠。基本上我們也定在這一家了。期間我們也考慮過其他職位，我有個本科的女學生，她應聘在一家私營的儀器公司，特地約了她來我家，但聽了她的介紹，還是沒有改變我們原來的決定。
為了日後去蘇州有線電一廠後能有個比較好的具體職位，我找了電視大學的許武健老師，因聽說他有一位好朋友是蘇州有線電一廠的總工程師。3月8日恒去有線電一廠正式簽了約，那位總工程師已經傳來消息，答應會伺機照顧的。恒兒的畢業設計也由該廠安排了。
孩子的工作有了確切的結果，我也放心了，就等恒兒結束學校最後幾個月的學習，而後約定報到上班的具體時間。
這年的暑假，銀川的那位總工，早就約好了希望能到他們廠裏去，將我在蘇州所做的控製部分與他們的儀器在生產現場試配一次。放假，7月4日我很安心地動身去西安，在西安轉車銀川。可就在我離家之後，關於恒兒的工作問題起了變化。恒兒有位同學，經她介紹有一個“報關員”的職位。說是在德國一家公司的蘇州辦事處。該辦事處正在籌建，目前隻是一個人。恒兒的意思想到那裏去，寫信來征求我的意見。
這消息對我來說太突然了，好好的，怎麼變得這樣大？據說優點是外資企業工資較高，又是新建單位將是元老。接信後我的心也給搞亂了，女兒的工作我必須慎重考慮。“報關員”是什麼性質的工作？我不清楚，在我想來技術含量不高，恒兒計算機應用專業畢業到那裏去能用到些什麼？幾年後專業不丟光了嗎。二個人的單位，對剛畢業、初次走上社會的一個女孩子，合適嗎？那時候雖然已經改革開放多年，但國營企業還是明顯地讓人感到可以信賴。盡管它內部的劣根性早就在發酵，可我們一般老百姓又怎能看得到呢？
恒兒的這位同學我認識，名嚴詩，因為我上過她們的課。她學習不太好，沒有畢業就已經在經營商業活動，據說在做啤酒的批發生意，收益頗豐。這樣的學生在我們做教師的心目中不是一個好榜樣。我寫了我的意見，千裏迢迢，長篇大論，爺兒倆打起了信官司。期間我與恒兒還通了幾次話，但用的是人家家裏的長途電話，當然是言猶未盡。
經過了好長時間的通信、討論，慢慢地我形成了決心：恒兒工作，我反對她去報關，堅持主張她去有線電一廠。我想好了，我的主張錯了，會影響恒兒的前途，但孩子的主張錯了不也影響她的前途嗎？我錯了我會遭怨。但我是我孩子的父親，難道父親怕遭怨而不敢明確表態？這還是個負責任的父親嗎！
恒兒真是個聽話的孩子，小妹也真是我的小妹。因為我的堅決反對，恒兒還是去有線電一廠報到了。盡管她們都是準備去做報關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