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景山公園外圍的紅牆下——這是我經常騎車經過的地方。每次經過，總會下車走幾步，抒一抒心懷，抖一抖遐思。
紅的牆，黃色的琉璃瓦，藍的天，最基本的顏色，最大氣的顏色，最帶傳統文化氣息的顏色。
紅牆是方正的。我們做人，尤其是到了如今這個年歲，也自然應該方正。
紅牆是高大的。我們每個人的能力有大小，機遇有好壞，但人品應該同樣高大。
這紅牆的前邊是故宮，故宮的前邊是天安門，天安門的前邊是前門和永定門——這樣就可以“拉”出一條中軸線。首都北京就是以這條中軸線為基準的。我們做人也要時刻不忘記這一基準。什麼才是我們做人的“中軸線”呢？
作為北方人和北京人，是不能忘記紅牆的，是要時刻倚靠紅牆的。
共和國的兒子
我的童年安靜而美麗，盡管1948至1949年間北平圍城很緊張，但那是大人的事，而且我也是在父親晚年出版了他的《圍城日記》之後才知道。記憶中八九歲時，也就是1950至1952年前後，一個傍晚母親帶我離開家，車子駛向東單，又拐了幾個彎，就進了一個洋裏洋氣的大門，裏邊一片草坪，遠處是幾座小洋樓。草坪當中已經有了些人，人旁邊有了些椅子，椅子旁邊又放了兩三張桌子，桌子上放了些麵包、汽水之類，人們自由取用，沒有人看著，也不用交錢。
椅子是排成幾排的，並且圍繞成一個半圓形。比較奇怪的是，在第一排椅子之前，還並排擺著兩張寬大的單人沙發，都空著，早來的人也沒有誰去坐。有幾個淘氣的“小小孩兒”（也就三四歲吧），不時跑上去把膝蓋跪在沙發上彈跳著玩，馬上卻又被他們的大人抱走。
天漸漸暗下來。不久，一位體型魁梧墩實的壯年人來了，走向其中的一個沙發，坐了下來。一些客人聚攏到他身邊，他要站起，被這些客人按坐在沙發裏，客人們隨手揪過幾把椅子，就坐在沙發邊和他對話。母親拉著我上前，也和那位壯年人說著什麼。母親隨手把我往他膝蓋上一推，我繃住身子沒動。因為他一個膝蓋上已經有一個小女孩兒了，年紀也就四五歲，正在忘情地蹦，我還湊什麼？再說，我也不認識他呀！
天再黑些，又來了一個身材更高的人，人們朝他鼓掌，他朝人們招手。他走到沙發前，和早來的那位握手，然後並排坐下。沒幾分鍾，天空開始放禮花。這時，天空完全暗了下來，禮花無比美麗，我心裏也無比美麗，我熱愛這個新生的共和國。
第二天，我在報紙上見到昨晚的照片，坐在沙發上的那兩個人也被標上名字：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他們正仰麵看著夜空中的禮花，毛主席抬起右手指著什麼，朱總司令順著他的手看。在他倆身後，有一些坐在椅子上的人也在仰看，人影兒比較虛，看不清哪個是我母親，更看不清哪個是我了。
一年後的夏天，母親帶我去看戲，地點是勞動人民文化宮的露天劇場。我們去晚了，進劇場先要爬幾十層的大台階，等爬到有兩三層樓那麼高的時候，也就到了劇場的最後一排。我們的位置比較靠後，隻能遠遠觀望。好在那天是演歌舞，歌舞演員不需要表情，遠看就挺好。最後散場時，我拉著母親急忙往外走，生怕晚走一步人就多了。母親向來是個動作麻俐的人，可那天不知為什麼，動作總是那麼遲緩。不光母親遲緩，幾乎所有的人都慢慢騰騰。不久，就見有一個身材很高的人，從我們身邊的走道經過。我認出來了：“毛主席！”隻見他慢慢穿經劇場的最後一排，然後沿著那幾十級台階緩緩走下。所有看戲的人，也慢慢隨著他的節奏退場，其中第一排的位置，也總距離他十多步遠。走在第一排的人，也都自覺保持著一條橫向的直線。
毛主席獨自走到最底下一級台階，那裏停著一輛小汽車，旁邊站了兩個警衛員。人們進了汽車，關門，汽車駛動，開走了。別的觀眾這才慢慢走出公園大門，有人欣賞著夜空，有人談論著剛才的節目。
又是幾年過去，我成為一名高小學生，是五年級還是六年級，記不清了。父親已經在國務院上班，他每天進中海，就是文津街北京圖書館斜對麵那個朝北的大門。他剛夠汽車接送的級別，可他對組織上說——自己還年輕，家也不遠，騎自行車上下班就挺好。我去過父親的辦公室，要先在中海的那個大門登記，衛兵打電話進去，等裏邊說了“放行”，這才讓我進去。進去也不能亂跑，隔不遠就是一個崗，每到一崗，他都會指給你一條修得很平整的路。等你把這條路走到盡頭，下麵又有一條路等著你。後來我才知道，進中海不算稀奇，進南海需要一種特殊的“卡”，有它隨時進中海，有中海“卡”的人卻進不了南海。
詩如潮
“詩如潮”，是我從小學一直讀到高一之前的心境。
我屬於那種“沒心沒肺使勁兒玩”的男生類型，對外界事物從不關心，不關心也因為從沒遇到過障礙。我一直沒怎麼太用功，但功課總在“中上”，業餘嗜好較多，一是逛廟會，二是打乒乓球，三是聽京劇，四是寫舊詩。
廟會大家都逛。因為是男校，男生都純真也不使小性子，下了下午第二節課，隻要有一個人招呼一聲“白塔寺”或“護國寺”，“胡嚕”一下子，頓時就空了半個教室。打乒乓球則是出於無奈。當時校醫室說我有“心髒病”，到醫院再查，結論是“二尖瓣閉鎖不全”，於是體育免休。可我從來沒有什麼症狀，於是就抓空兒打起了乒乓球，先是在學校的水泥台子上打，後來跑到工人俱樂部打，最後跑到西單茶社找女招待打。同學中數我打得“雜”，雖然動作不標準，但就是能贏球。所以先是當了乒乓校隊的隊長，隨後又推薦我到什刹海業餘體校“受訓”，以求糾正我的那些古怪而實用的動作。至於聽京劇，完全是受學校幾名愛好京劇的老師的影響。那是校慶，師生聯合搞會演，學生無非是唱歌舞蹈，老師就聯袂唱了兩出京劇——《女起解》和《法門寺》。在後一出中，一位生物老師扮演大太監劉瑾，劉瑾有一句對縣官趙廉的台詞是“哥兒啊哥兒，你那腦子裏還有咱家我麼”。這位生物老師到了台上一發揮，就成了“哥兒啊哥兒，你那大腦皮層裏頭，還有咱家我麼”。頓時舞台上下大笑，並一直成為此後許多天師生們的話題。這個小噱頭也把我的魂兒給勾走，從此我開始進入京劇戲園子，什麼馬、譚、張、裘、什麼李、袁、葉、杜，都成為我奉獻家中給我的零用錢的對象。那時，家裏每月給我三五塊錢，可馬連良一張戲票就得一塊三。我隻好省著花。於是每次隻買最便宜的戲票，進了園子隨便找個邊座一坐，眼光卻朝前排兩邊掃描，看準了哪兒還有空座兒。一等劇場打鈴息燈，我就趁黑往前溜，等到舞台上燈光大亮之際，我早就安安穩穩在池座兒中坐塌實了。
大約是1957年掀起了一個全民寫詩的熱潮。先是老師寫，他們把自己的詩，抄寫在大字報上，把我們校園的牆壁貼得嚴絲合縫。學生自然不能落後，尤其我是語文的科代表，哪兒能在這件事兒上落後；其次我是戲迷，我懂得了“十三轍”是怎麼回事兒，不會因為詩歌壓韻再發愁。對於別人寫的新民歌或者新民謠，我一眼望去，就能發現其中哪句不合平仄。在寫新民歌浪潮中，我也是積極分子中的一個，我還給自己起了個“塞外”的筆名，意思是從我的名字生發開去——城北城北，長城之北。長城之北，不就是塞外麼？
我找了一個硬殼的筆記本，把當時每首民謠都記了下來，但是，當民謠風在社會停止之後，我寫詩的勁頭仍然不止，並且沿著舊體詩的道路前進了。在我的母校——男三中，像我這樣的學生有一批，大多集中在後來的高三文科班內。我們交換新近寫出的舊詩，全都記了下來，或者甲同學用毛筆寫在宣紙上，正式送給乙同學。直到現在，我們當年文科班同學又恢複了聯係。有時過年聚會，說著說著高興了，於是某人話語中就攙進了舊體詩詞。有時我一旁聽著，忽然覺得耳熟，忙問：“等等，我打斷一下——這句好耳熟，是誰的詩詞？”同學則哈哈大笑：“耳熟什麼？就是你自己的呀！”
隨後，這位同學把複印件寄還給我，說原件他“保留了”。我看著這詩詞也恍然如夢，以後再出書時，我就把當年手跡影印在封二或封三上，留個紀念。
校中閱報欄
1957年，對我一個稀裏糊塗的青年來說，真是一道截然的分水嶺。此前的我無憂無慮，此後隨時感到一種無形的重壓。
我家離學校特近，也就是一兩分鍾的路。簡直可以說，上課的預備鈴兒如果再響亮些——以至於讓在家的我能夠聽到，那麼我聽到鈴聲再往學校跑也不會遲到。那時候到過我家的同學很多，我卻沒怎麼到過同學的家。我父母如在家，遇到同學也總是熱情接待，我們那個小院也給同學留下很深的印象，甚至包括院子的格局，和院子裏栽的那些樹木花草。這些在幾十年後的今天，老同學聚會時依然記得我父母和我們那個院子。
1956年我上初三時，學校中一位老師（他兼任團總支書記）找我談話，動員我入團。發現我一腦子都是打乒乓球，便給了我一本團章，要我學學，說過幾天再找我談話。別的同學聽說，都羨慕甚至是嫉妒地說：“這是在‘請’你入團啊。別人得自己寫申請，還得不斷寫思想彙報，甚至光彙報自己還不行，有時還得順便給別的同學‘上點眼藥’……”聽到這些，我渾然不解。同學拍著胸脯又說：“他（指那老師）私下對別的老師說過——不讓徐城北入團，我這團總支書記就有點‘過不去’……”幾天後，當那位團總支書記又找我問學習團章的事兒時，我一拍腦袋：“啊呀，這幾天忙著到市裏賽球，我給忘了……”書記沒再說什麼，放我走了。也就在問話的前一星期，我們乒乓校隊的三個人，拿了西城區參賽中學的冠軍，我們仨都成了二級運動員。
一上高一，先是全民寫詩，然後老師煉鋼，因此時常停課。再遇到老師，有的成了“土猴兒”，有的成了“煤黑子”。可不知怎的，後來“整風”引出了“反右”，母親還是每天按時上下班，住在西郊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中的父親，卻一再沒回家。母親不放心，讓我坐公共汽車去到頤和園旁邊的黨校，去看看父親是怎麼回事。我一看，鋪天蓋地都是批判右派的大字報，其中也涉及到父親。回來和母親一講，母親傻了眼，也就不逼父親回家了。我一個小孩子，實在不知道說什麼好。心想這都是你們黨內的事兒——有話好好說不行，非得這麼大張旗鼓地批判人不成？
後來有一天在學校，正在課間，一個同學忽然一揪我的衣袖，又指了指閱報欄，沒說什麼。我不明究竟，走近閱報欄一看，我父親的名字赫然在上，並冠以“右派分子”的頭銜。其中也提到我母親，說她“派兒子去黨校通風報信”雲雲。我腦子登時暈了，怎麼還牽扯到我？我不過就是拿去幾件替換的衣裳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