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個課間，就在這個閱報欄前，我感受到人生進入新階段，感受到那道截然的分水嶺的威力。隨後不久，我母親的姓名也見了報，也冠以“右派分子”的頭銜。於是，我從一個典型的紅五類，頓時墮落成“雙料右派”的後代。後來，我曾求見學校團總支書記，想重提入團之事。他好像早就明白我的心思，借故推辭了。他事後對別的老師說：“到如今我再發展徐城北入團，恐怕就又是我跟自己‘過不去’啦……”
這話我後來從別的老師處聽說，嘴上沒說什麼，但心裏很不高興。幸虧同學們待我都好，也不提這件事，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似的。任課老師中劃了幾個右派，他們從課堂上消失了，有人去了校辦工廠，有曆史問題的則判刑勞改去了。繼續任課的老師對此也多諱言，隻是那幾個接替上課的老師實在水平太次。班裏有幾個男生很憤怒，就要想法子把代課老師轟跑。這事兒後來讓班主任曉得，急忙去緩和同學的情緒。
到高三準備高考填寫誌願時，我的英語曾在全區統考獲得很高名次，第一誌願擬放在北京外語學院。但填寫哪個係呢？是英語，還是法語？學校的教導主任找到我，建議填寫西班牙語。他說：“這是個冷門的係，興許對出身不太重視。”我就這樣報了，後來參加了考試，自我感覺相當不錯。
發榜。我落選了。一打聽，敢情我撞到“槍口”上了——西班牙語誠然不如英語和法語“大”，但學完西班牙語一畢業，要麼進外交部，要麼分配到拉丁美洲搞外貿——這出身上的限製比誰都嚴啊！
文科班
上到高三的下學期，開始文理分科，四分之三的同學學了理科，其餘的學文。理科在50年代就已“吃香”，報考的專業多，畢業後分配也好，工作容易出成績，以後的提職加薪也快。但男三中的文科班向來是強項，首先是我們這一屆——多數同學都有些專攻和閱曆，大夥在文科班隻聚會了半學期，畢業高考後風流雲散，天各一方。不論得意的還是失意的，都經受了生活的磨練，最後多數都成了“正果”。
一位，他本高我們兩屆，後因病休學，休學中又學了國畫和古典文學。後來複學，就和我們同屆了。他報考大學，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把國畫和古典文學“+”到一起，就成了中央美術學院的美術理論係。可畢業時給分到吉林博物館，別人在“文革”中大跳大叫，他安安靜靜研究館藏的元代書畫，這也恰恰是中國美術史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後來，他考回母校母係的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隨後當係主任，再後當博士生導師，是目前我國美術理論界的中年權威之一。
一位，畢業即考上中央戲劇學院，出身貧農。不知怎麼搞的，後來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頭子”，勞改了若幹年。後來放出來，可能是“半平反”，舉家落在河北保定一帶工作。我膽子小，對這位同學多年來不敢“沾邊”。但如今思想起來，他的這份兒經曆確實值得研究（首先值得他自己研究）。如他能站在時代的思想頂峰之上，仔細掃描當年的自己和外界產生的碰撞，再結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程，還得好好琢磨一下寫作的思路和“筆墨”，興許可以寫一本傳世的長篇小說。
一位，也是在大學被打成“反動學生”，勞教了若幹年，後徹底平反。他的身體受到嚴重傷害，現在每天堅持以走路和遊泳維係健康。他苦學英文，考入一家外國公司的駐京辦事處，因為有能力，現成為該公司的駐京代表。他目前的個人生活是昔日同學中最優裕的，前兩年就聽說，外國公司每月給他的工資，從賬麵上看就有一千美金。如果他同時再做點兒買賣呢？最近聽說在郊區已有了別墅。他同時還掏了腰包，作為他個人資助附近的貧苦孩子上學之用。上個月他去到美國夏威夷給張學良祝壽（98歲），我電話中問“你和張學良什麼關係？”他說“於風至是我親姨媽，這關係不算太遠吧？”
一位，畢業後不知怎麼去了新疆若幹年，後來又不知怎麼回到北京。他長期住在前門大外廊營一號——這是梨園譚鑫培的老宅，但早就成了大雜院。他從賣水果的攤販入手，後來開始批發水果，買賣越幹越大。
再一位，就應該是我了。我飽嚐了生活磨難，最後總算掙紮出來，先在梨園圈裏認真“混”了些年。既認真，也“隨和”，二者辯證統一，如果說我有些成績，就得力於此。可貴又可幸運的，是我沒有一棵樹上拴死，前幾年又“鑽”進老字號，現在又鄭重進入對京城文化的研究。我用的是非傳統並非正統的方法，當了一名最傳統並最正統的文人。
回憶我們當初那個文科班，對照今天諸多高中文科班，其來路和去路都恐怕不敢想象，更甭說仿效了。我以為，總結那一輩人的經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都不僅僅是就書本學書本（以及後來的寫書本）的，都是在前途不可預測和把握的情況下，胸懷一個“賭”字，拚著性命去“闖未來”的。闖成了，也就出道了；闖不成，也就被淹沒了。但即使是暫時失敗了，隻要他思想上不服輸，興許就又能做出一番業績。
文科（從高中的文科班直到大學的文科專業）學生應該走什麼路？我以為至今還是個沒解決好的問題。除了培養高校師資，怎樣才能真正“學”出個文科人才？究竟應該遵循怎樣的道路，仔細值得琢磨。前不久，我遇到北京大學藝術學係的係主任葉朗教授，他說該係不準備直接從應屆高中生中招收本科生，而隻打算招收研究生。對此我很讚成。但這依然隻是第一步，文科和藝術的範疇太寬泛，如何總結和傳遞其中的“學”，的確不僅僅是刻苦就能完成的事，很可能得經過個人某種意義上的九死一生才成。
握手
大概是1961年，母親的單位和父親的單位一通氣兒，就決定把他倆“都下放”。那時候就這麼簡單，單位想下放誰就下放誰。要是雙職工，兩邊單位一通氣兒，這事兒就算定局。胳臂扭不過大腿，單位把你的關係一轉走，再把戶口一遷，你的糧票、油票、布票、棉花票就都沒了。沒了這些，就再難在原來的地方生活下去。更有甚者，但凡單位領導定下來的，誰敢反抗，形同反黨。經過1957年的反右派，絕大多數人都明白，但凡怎樣也不能反黨。
1957年後，我父母先後去了農村。是隨本單位的下放幹部，分別去了湖北和河北。本來，所在單位決定讓他倆隨中央大批的右派去北大荒，名單報到周總理那兒，是總理把他倆名字勾掉，改隨原單位“下放勞動”。完全是好意，結果卻更糟。如果大批右派一塊去，難兄難弟，彼此彼此。再者，我父母先前還是黨員，一切不吃虧。隨本單位下放勞動，包括本單位沒犯錯誤的幹部（甚至個別部分領導）在內。那些在運動中整人的人，萬沒想到不但沒提升，反而最後自己也要下去。再者，一萬個沒想到被自己整下去的人，居然被總理“打了回來”，又整天和自己一塊兒修理地球。於是，我父母下放勞動期間沒少“穿小鞋”。
幸好兩人所在都是大單位，總的來說，還比較講究政策。先是我母親膝蓋上的病犯了，組織決定讓她先行回北京，在印刷廠勞動改造。我父親苦堅持，他一次從湖北寄回來的照片，讓我們看了長久無語。他完全脫了形兒，剃了光頭，瘦得可怕，他還笑，這笑容就亞賽遺像。母親也沒說什麼，第二天就把這照片寄給了鄧穎超。她寫了信，但不知寫了些什麼。這次沒派我騎車送信，但她知道一個可以“交”信的地方。不久，我父親就奉調回來了，母親事先得到消息，她依舊沒說什麼，隻叫我到鮮花店裏，花十五塊錢買了一束鮮花，插到堂屋當中的飯桌上，希望父親一進門就能看見。
可惜好景不常。到了1961或1962年，國民經濟遇到巨大困難，城裏已養不活那麼多人，於是便發動幹部下放。這次又是兩邊單位一通氣兒，決定“連鍋端”到山西去，讓我父親先去，然後就是我母親連同我一塊去。
我爸是老實人，乖乖去了，回信還說“（山西）形勢一片大好”，母親最煩他用社論語言寫家信。此後一連幾天，我都看出母親心裏煩悶，她又開始抽煙——這是她1957年時每寫文章時才有的習慣，說明動腦子時需要有這種外力的輔助。
有一天中午她從外邊回來，忽然興衝衝對我說：“在街上碰見浦二姐了。留北京的事兒——有門兒了！”說完，她回到辦公桌旁，攤開稿紙，用她那隻蘸水鋼筆旋轉寫信。為什麼說“旋轉”呢？她的字兒每一根筆道都是圓的，她的思緒也同樣是圓的，“旋轉”著就能一氣嗬成。寫完她封上信，這回又起用我了——口述了一個地址，讓我騎車送去。她隨後就回到辦公桌邊默默抽煙……
浦二姐叫浦熙修，與母親同是重慶時代的名記者，當年情誼很好的。她是民主黨派，同時也是比我母親更“大”的右派。但她沒被下放，此際在全國政協的文史委員會的文化組當副組長。是她建議我母親往政協調，但她這個副組長沒有調人權。她講了文史委員會有個副主任委員，是黨員，是實權派，但不像當時一般黨員那麼“左”。她對我母親說：“這人你認識，不妨寫信給他一試。”浦還說了他住家的地址。於是，母親這封信就是寫給他的。
沒幾天，政協通知母親去談話，那位副主任一見麵就說：“歡迎，歡迎。今天別走了，就算上班了。你愛人那裏由我們出函聯係，也調回來算啦。”我母親聽說就沒走，當天在機關食堂吃了中飯，還是那位黨員副主任請的客。此後，母親的辦公桌就擺在浦二姐的對麵。當年重慶新聞界的“姐妹花”，如今麵對麵搞文史。
但調父親的事進展很不順利，父親原來的機關頂著不辦。母親又給鄧穎超去了信，但這次卻也“為難”了。因為這次下放是共產黨發動的，由鄧或周提出都不合適，據說後來母親的信被轉批給中共中央統戰部，又由統戰部私下“捅”給了陳叔通——由陳點頭，才由全國工商聯出麵向山西要人。就在調人的那兩天，不知怎麼又讓民盟中央的沈鈞儒知道了，沈當即表態說民盟要，但陳那邊不給，還說“你想要怎麼不早說話啊”雲雲。您瞧，我父親這時反而成為人見人搶的“香餑餑”了。最後，我父親也如期調回，進入工商聯當了一名機關幹部。
此後一年的“三八節”上午，全國婦聯在政協禮堂舉行招待會。我母親正在機關上著班，忽然得到通知，九點半到禮堂，鄧大姐要接見。後來，母親循序排隊挨個兒上前，鄧大姐依次和大家握手。因為人多，鄧大姐隻問了句“家裏都好吧”，母親懂了，忙點了點頭。鄧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尖，意思大概說“是我給辦的”，隨後在握手中，以中指用力按了按母親手掌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