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母親挺感慨：“這都什麼時候了，鄧大姐還像搞地下工作似的。”
當皇帝也沒勁兒
母親調進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有時中午不回家。我當時沒單位，但抓緊在家自學，時間比普通人還緊。家裏如有頭天剩下的，我就吃剩的；沒有，我就騎車去政協，在食堂和母親一塊進餐。1959年建國十周年，政協陸續來了幾批釋放的戰犯，頭一批的陣容最“硬”，有杜聿明、王躍武、宋希濂等著名戰犯。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末代皇帝溥儀。這批人經過若幹年的勞改，都很會“來事兒”。一旦真見到共產黨員身分的頂頭上司（哪怕是小處長），也都畢恭畢敬，沒說話先含笑；唯獨見到像我母親這樣的“摘帽右派”，則動輒“彭大姐長彭大姐短”，說話如同放機關槍。所以中午在食堂吃飯，他們看到母親打來飯菜在哪個桌子，就也隨著來到哪個桌子。我母親成了他們擁戴的“桌長”。這樣，我便得到了近距離觀察他們的機會。
溥儀是古典性格，給人一種傻呼呼的出世感覺。他個兒高而身材很瘦，大腦袋架在脖子上，晃裏晃蕩。對比國民黨的高級軍官，他真純潔得像孩子。他結婚時，我本想去湊熱鬧，但母親不讓我去，說要和他們保持一定距離。這會兒的母親，又顯出她的“黨性”來了。這些人剛來文史委員會時，職務叫“專員”，工資每月一百，後來大部分當了政協委員，工資翻一番，成了二百。政協幹部許多人思想不通，說自己幾十年幹下來，工資還不足一百；也有人說“幹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還有人說“幹什麼都要成為大的，小反革命早就殺了，大的反而統戰有用處……”這些牢騷後來都挨了批評。
母親思想不通的是，有幾位自己解放前都采訪過，當時和他們的關係是敵對的；如今他們一出來，馬上被奉為上賓，而自己這些參加革命多年的人，一旦出了些錯，整起來就往死處整，反倒不如這些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敵人了。當然這話也傳到了上邊，母親也被叫去挨“敲打”，但她“記性不好”，到第二天照說不誤。
我對戰犯沒興趣，隻一再琢磨這末代皇帝。這時我已經學了戲，打算將來到京劇團當一名編劇。戰犯進京劇，你讓他唱西皮還是二黃？他打開地圖製定作戰策略，也很難表現。皇帝則可以進曆史劇，一張嘴就能起唱兒。因此，我就要抓住眼前的末代皇帝研究他。如能回到他曾生活過的世界，那就好了。
沒想到，就在一兩年後，我幾乎天天去故宮——讀古書，背誦舊體詩詞。那時我認識了故宮的一個專家，每次向“看大門的”隻要說找他，就可以不買票。我多從神武門進去。如果太陽厲害，我就在禦花園找個蔭涼讀書。如果陰天，我還是願意去到三大殿，隨便揀個台階下麵，一邊背誦古書，一邊悠然遠望天空下的紅牆黃琉璃瓦……我發現，如果在這兒把我寫的京劇劇本加以吟唱——尤其是表現宮廷題材的——一般都比較得味兒。如果是市井題材的，那不妨到前門找一間有樓的茶館。
忽然又想到了溥儀。在太和殿上，固然對巨大龍柱十分景仰，但當中的寶座並不讓我感到舒服，它太高也太孤立了，居高臨下和目空一切未必是好事。我還參觀了皇帝的婚床。在那裏結婚，老婆得從很遠的地方乘轎進來，夠麻煩的了。而且每天不管樂意不樂意，都得到太和殿議事，否則會寫詩的臣子就又要說“從此君王不早朝”了。從這個思路向前推導，我就很能理解溥儀後來在宮裏學騎自行車時，為什麼要太監把攔路的門檻鋸掉……
故宮讓我學習古典文學時得以優遊，也讓我多少懂得了一些末代皇帝。如果我早生一個世紀，如果有兩種投胎的路徑（一去故宮，一去前門）供我選擇，我寧可去前門。但天橋我絕對不去，那兒也免太低和太髒。
認識浩然
我在中國戲曲學院旁聽兩年，臨近畢業時，浩然的《豔陽天》出版了，文學界一片好評。
我也讀了，是從形式角度出發衡量它的內容。因為我必須馬上寫畢業習作的劇本，選材和選定所寫劇種成為刻不容緩的問題。於是，我也必須麵對一個是否“屈尊”的問題。從本意講，我看了十幾年的京劇，創作也當然是寫京劇。我不大看得起其他戲曲劇種，包括這北京市民最喜歡的評劇。中學時代在廟會上，我看到過“廟會評劇”《馬寡婦開店》和《老媽開耪》，印象特壞，特倒胃口。但是，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的母親，出自工作需要訪問了小白玉霜，給她記錄、整理過一篇東西，深得她的好評。再者，我由於出入吳祖光的家庭，雖然都是請教有關京劇的問題，可新鳳霞每次都熱情招呼，也使我很感動。當時，北京評劇演員最出名的就是小白玉霜和新鳳霞，既然都已經或多或少進入了我的視野，我又何必死跟人家“過不去”呢？再者，60年代前半期是評劇大發展的時刻，它一出出新戲（《奪印》、《金沙江畔》……）的問世，觀眾反映之踴躍，早就打破了京劇的一統天下，這一點連北京京劇團的名伶都感覺到了，他們發現京劇觀眾正大批量“湧進”評劇劇場…
思索再三，我終於決定借畢業創作之機，把浩然的《豔陽天》改編為評劇。評劇唱詞可以寫得更滿更恣意，搞點“話劇加唱”也無妨。想到就立刻去做。劇本很快就完成了。老師的評價也不錯，可我還覺得意猶未盡。我究竟在想什麼呢？
我在思謀作者，想知道作者對這個改編本的態度。
我不認識浩然，我父母也不認識他。但昔日我在男三中的一個老同學認識他。老同學叫胡天培，他高中畢業後去了北京南郊的紅星公社，他和他的弟弟胡天亮合寫了一本長篇小說，很轟動。於是我們經常來往，那一段，他在農村如魚得水，他和浩然挺熟，我就托他把劇本轉給了浩然。
回音終於來了：“很好”，並且約見我，“見麵聊聊”。
浩然的家在北京朝陽區三裏屯路北的一片樓區之中。他首先向我父母致意，說當年剛從通縣走進北京時很景仰我父母，隻可惜1957年的事兒沒能讓認識成為事實……隨後又很勉勵我，說我的文字基本功很過硬，“弄”這種劇本駕輕就熟，跟“小菜兒”似的。但話鋒忽地一轉，他變得嚴峻起來，認為當前京劇隻靠改編當代小說“出”現代戲，並不是真正的前途，應該由真正有誌氣的新一代編劇，早一些深入基層“臥底”（這是個下象棋的術語），估計用不了幾年，等到生活上熟悉之後，就可以直接創作現代戲了。到了那時候，新一代的戲曲別劇本破土而出，而把靠“吃改編飯”的老編劇甩在身後很遠。在浩然心目中，評劇是個遠比京劇有前途的劇種，在北京郊區，在整個華北和東北，評劇的力量都很大。
我不能正麵回答浩然。我心目中依然隻有京劇。當然，浩然的話也是對的，但我覺得自己搞不了評劇，我的氣質不行，我身後的文化背景也跟評劇格格不入。
在見過浩然之後不久，我在中國戲曲學院的旁聽也結束了，同學們畢業分配了，紛紛走上工作崗位。其中留在北京的不多，多數去到各個省會，要麼在省的戲曲研究所，要麼進省的戲曲劇團，當起該省最流行的地方戲編劇了。
對此，我隻能抱以觀望態度，我在等待機會。我想著的還是京劇。我希望有朝一日在我頭上，也能出現一片豔陽天。
一首詩的精神力量
在我父母結識的前輩文化人中，陳翰笙要算很獨特的一位。他年長，如今已超過百歲；他輩份高，曾和宋慶齡等人共事；他更有一種隨時發散的人格力量，隨時隨地感動著後輩人。解放初期，周總理曾要他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職務，被他婉言謝絕，他認為自己隻適合搞研究。按照黨的離退休政策，他的年齡很快“超標”，他也不“戀棧”，說退就退。但此後的寂寞是難耐的，於是他又自尋出路——教英文，由於眼睛深度近視，他主要教口語。頓時，他的客廳總是擠得很滿，來學的人也是各種各樣，有剛從學校出來的小青年，也有工作了一段的自修者。到他這兒來需要熟人“介紹”，那些家庭或本人經受過重大挫折的人，可以優先。所以“文革”中期時，他家中總是“黑幫子女”雲集。別人怕惹麻煩，可他不怕，因為他有1922年（？）入黨的資格，同時一向在黨內“清高”慣了，別人拿他也怎麼樣不了。
我父母認識他，還是30年代末的事兒。我母親為我的事兒去找他，最初是請他幫我介紹工作，他約我談話，既了解我的經曆，也了解我從各個方麵學習所得的收獲，最後很欣賞我，也就開始盤算如何“介紹”我。他當時還擔任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的顧問，有點權，但他的資格和名聲遠比他的權大，憑他說一句話，無論誰也得尊重。他思來想去，最後和我商量，問“先”去他們研究所的圖書室如何？他特別說明了這個“先”字——先做一段事務性工作，同時抓緊讀書，以後再說以後的。我雖然也未必多喜歡這件工作，可眼見他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為我忙乎了這許久，又如此平等地和我談話，又怎能說“不同意”呢？可沒多久，他那邊竟出了“麻煩”。據說一個剛提拔的副職幹部，依據當時黨在用人方麵的一個文件，就把陳翰老給頂回去了。有黨的文件擺在那裏，再怎麼著陳翰老也沒辦法。他後來又找我談話，再三道歉，反弄得我很尷尬。
此後我還去翰老處旁聽，實際是旁觀他如何教那些學生。原來，這也是雙眼視力近乎零的他，連接廣袤外界的一個重要通道。他珍愛青年，他尊重平凡，他由此得來的消息絕對準確。他自己為我介紹工作的大門雖然被關閉了，但他希望我不要氣餒，有時間就到他那裏“坐坐”，也見一見工作在各個領域中的年輕人。總的希望就是，不要因為暫時的工作沒落實，就對生活失去了信心。
後來，我終於因王震同誌的介紹，去往新疆塔裏木河墾區工作。塔裏木有他的老部隊三五九旅。陳聽說後也很高興，在我臨行之前寄來一首七絕——
豪氣菁英勝老儒，
邊城遠赴阿克蘇。
百折千繞全無悔，
大好前程勇自圖。
詩是寫在普通信紙上的，他似乎從不寫毛筆字。我帶著詩進了新疆。
老實說，就詩論詩，寫得隻算一般。但陳翰老首先是那種尊重知識和人格的革命者，因此他的詩如其人，其中充滿了偉大的精神力量。
如今，距離他給我介紹工作，已經快四十年了，他依然還健在。我時常想念他，但很少去看他，是怕攪擾他。聽說每遇有人看他，不論關係遠近，他都要親自送客到電梯口。他的視力太微弱了，他在樓裏的行動，完全依靠記憶。還聽說遇到熟人來訪，他總是急切地把手一攤：“現在沒事可做，快給我介紹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