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車奔行在北京的馬路上，不時驀然一亮——觸目皆是“亮色”！果子攤比比皆是！晶黃的是鴨梨和香蕉，半紅半綠的是蘋果，油亮的棕色則是香噴噴的栗子……“亮色”頻繁重複，不免就引起了思索：“眼前景象，怎麼好像在什麼文章中見過？”
記起來了，母親在1946年一篇談她初識沈從文的文章中寫道：“北平秋天的黃昏，街上果子攤的複雜色調氣壞了畫家……我似乎已經聞到良鄉栗子的香味了。”那也是一個成熟的秋天，母親在寫這篇文章之前的十年，她的文章就經常得到沈先生的潤色；但真正的對麵相逢，卻比文字交整整晚了十年！人生，真是充滿不可預知的機緣。母親在文章中很隨意的寫這寫那，最後一段這樣寫道：“如果你在北平的廟會成小胡同碰見一位提了網線袋，穿著一件灰色或淡褐色的毛質長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臉書卷氣、眯著眼睛在書攤子上找舊書或是找門牌號數，說一口湖南、北平、雲南雜糅的普通話，那便是沈從文。你可以告訴他，他該去理發店理發啦。”
對母親的文筆，真是不服不行。一仰頭，沈伯伯在我結婚時寫來的贈語進入眼簾——“祝二位多福長壽”在此大字之側，是解釋性的小字：“為國家多做好事為多福，長壽則可為國家多做幾十年好事”。我是何等幸運，時常能走在人類優秀文化的記憶中。
地壇片語
我的母親逝去已有十年，我一直準備給她認認真真寫一本書。在她去世時，我就曾寫過一篇《蓋棺沒有論定》的文章，我認為我母親的價值，會在未來某個時刻得到新聞界和文化界的再認識。十年過去，改革、開放在不斷深化，我也對其中的內容反複咀嚼。現在，我以為終於到了正式寫作和發表的時機，我很快就將動筆，出版社也聯係好了。預計可以在明年年初問世。書名打算就叫做《女記者子岡》。
如果給我母親的一生定位，可以確認她是一名傑出的記者，時間跨度則在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的十五年間。在此之前，她是一名很有前途的作家；在此之後，她主編了幾年刊物，也可以說是一位稱職的主編。這，都是就一個人業務上的貢獻而言。如果變換一下角度——我作為她的獨子，仔細去體會和咀嚼昔日得到的母愛，我確認自己擁有一位極其偉大的母親。母親自1957年（這年她43歲）被剝奪了正常做人以及正常工作的權利，用她自己後來的話講——“子岡從那時就死了，活著的不過是個軀殼。要不是為了孩子，我早就自殺了”。這的確是實話。她之所以還能活下來，就為了舍不掉的親情。親情當中的核心，又自然是母愛。母親把她從前工作時的全部熱情和全部創造性，幾乎都熔鑄進母愛賞賜給我——這當然是我得到的恩情和幸福，但可惜又是民族和國家的不幸。
今天回憶當年承受到的母愛，實在是太多太多；此文隻講一件小事，事情雖然很小，但關乎我後來的一生。直到母親逝去多年，一回想到這件小事，立刻又感到母親的靈魂附體，並支配著自己的行動方向和行動方式。
北京。1968年春節後數日的地壇公園。
您大約已經知道我們家庭當時的背景，以及我當時的處境。北京在春節前半個多月就轟攆外地人，喝令他們無一例外地返回原地“抓革命、促生產”。我呢，此時作為從新疆生產兵團回來探親的一名青年，從假期講自然超出了幾個月；但就當時客觀的處境講，卻又截然不能返回。因為當時全國運動發展得並不平衡，新疆由於“天高皇帝遠”，各方麵都“慢半拍”。比如關內已經串聯頻頻，新疆黨的基層組織還在發揮作用；還比如，關內的武鬥已然停歇，新疆的武鬥卻方興未艾。1968年的春節，新疆武鬥就處在升級換代階段。同時更傳來一個危險的消息：造反派把王震說成是“五?一六”集團的第六號黑後台，於是一時之間，當初王震私人介紹進疆的若幹幹部子弟，自然而然也就成為“五?一六”分子。據我所知，這當中就有張聞天的兒子、楊尚昆的兒子和胡繩的兒子多人。我如果趕在這個時候回新疆，不就是把自己送到槍口上去麼？
明擺著的道理，但是無處訴說。
說給街道幹部，她們會搖搖頭回答：“不要聽信謠言，你看看報紙上是怎麼說的，天天都有紅字標題，形勢是一片大好……”
——硬梆梆，不容商量。
說給父母所在的機關，他們倒還不是那麼愚昧：“我們也難啊。街道同誌的頭腦雖然簡單，但同樣是一級革命組織，我們如果不配合他們動員你返回疆，他們較起真來。首先被動的還不是我們，而是你的父母……”
——軟中帶硬，寸步不讓。
無奈，我隻得在街道規定的日期離開了家，母親第二天遇到街道幹部時便聲稱：“城北走了。”
“走了？”
“走了。”
“回新疆了？”
“回新疆了。”
“回新疆的火車通了？”
“——不通的話，他怎麼能走呢？”
我是後來聽說了上述的一番問答。一方麵明明知道去新疆的火車時斷時通，可是在逼迫類似我這樣的青年返回原地時，卻又是鐵板釘釘，毫不通融。對人不斷唱高調，對己則網開一麵。這些街道幹部，大多30幾歲年紀，每月也就才拿很有限的一二十塊補貼，怎麼就學會那麼一種最壞的幹部作風了呢？
但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街道幹部既然看到徐城北再沒有出現在自己管轄的胡同時，就仰麵朝天、心安理得了。
事實上，我沒走。眼見春節臨近，母親說：“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你在春節前離開北京。你先躲躲吧。”
我到哪兒躲？北京倒是有不少的親戚。成分好、處境安然的，能接受我到家裏給他們找麻煩？因為那時全國城市有一條嚴格的規矩：一旦留外人住宿，必須報臨時戶口。哪怕隻住一天，也同時得說明這個人由哪兒來和向哪兒去。一旦這個地區在外來人口暫住期間出現案子，公安部門就根據這些臨時戶口的登記材料查根尋源。所以在那時候，越是成分好和處境安然的親戚，就越是和我們劃清界限。平時別的問題都好說話，遇到這種事情就絕不通融。要是政治上不過硬的親戚，我當然也不敢麻煩他們，一旦罪上加罪，對雙方都沒好處。
於是一連幾天，我都去北京火車站過夜。候車大廳裏很擁擠，所有的椅子上都是早到了的人，我隻往個角落裏一蹲，屁股下墊塊破雜誌什麼的。當然，還得注意封麵封底上不要有“紅太陽”的圖像，否則被別人發現了也是麻煩。連續幾天下來，精神自然恍惚，實在忍不住了，便一早去到某位逍遙派近親的家裏，親戚離家時把門從外邊一鎖，上班去了。我蒙上頭睡它一天大覺，補充補充精神。等晚上親戚下班，招待我吃頓晚飯，等到九十點鍾，我告辭出來。又去火車站“上班”去了。
真是在熬精神啊。
但母親明知道如此，也不放我在春節前離開北京。她說：“自古以來，就沒有把親人在春節前逼得分散的道理。盡管到除夕那一晚，城北也不可能回到我們的小院，但我能知道他還在北京，我總能遙感到他的存在。要是一旦他在節前離開北京，到了除夕那一晚，我也不知道他此刻在哪裏了，我就沒法活了。”
我就是衝這番話在北京東躲西藏的。到了年三十那天，我離開了久居的火車站，到國家體委的一所辦公樓的某個房間。我舉手敲門，門開了。
開門的是我的一個小叔叔——我姨奶奶的一個小兒子。
這兒，您得容我略微倒敘一筆。我爺爺中年“發達”了之後，曾經娶了一房姨太太，她是南方人，挺善良，生了幾個兒子，年紀比我略大幾歲。我從小和他們一塊玩，我隻直呼他們的名字，但從不叫他們為“叔”。因為我麵對的是一個自己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事實，我不能不和他們玩，但又或多或少從奶奶處接受了一點不情願的別扭心理。
多少年來。我奶奶和他們淡淡的，我父母和他們不遠不近的，我和他們含含混混、稀裏糊塗的，我想抹掉那個尷尬的“姨”字，但又不知道如何去抹。但人家那邊反倒處之泰然，人家大方，我們這邊顯得小氣。“文革”來了，按照階級鬥爭的理論，姨太太一方屬於被壓迫被侵害的，三個小叔叔表現積極，幾乎同時入了黨，在單位裏也是紅人。但他們仨都不趾高氣揚，說話辦事都挺注意節製，因此格外得人心。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們知道了我的處境，其中最小的一個在國家體委工作，他事先就和我約好，“年三十下午你找我來，過節幾天就在我辦公室過。因為規定我值班，附近的治安保衛都歸我管，你放心住好了，每天我給你送飯。”
於是，一切按他的安排執行，我在春節幾天總算睡了個踏實覺。但到初五為止，我主動離開了體委，因為初六上班，我的小叔叔的權限即將失去，我重新開始每晚到火車站“上班”。
又延續了幾天，我終於到了忍無可忍之際。我打電話給一個親戚，又由親戚打公用電話傳呼我母親——我表達了離開北京的決心。母親請親戚轉達要我行前某日在地壇公園一見。
母親規定了的時間是下午兩點。為什麼要約地壇？就為了和我們家保持一段距離，好讓人輕易發現不了。這天太陽昏黃，沒一絲力氣，也沒一點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