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親在地壇公園的西門裏邊相見，然後轉到東邊的樹林背後去談話。剛找了一個長椅坐下，母親馬上讓換地方。原來是附近是一隊值勤的解放軍戰士走過來了。他們背著步槍，槍刺上閃著寒光。我揪著母親的衣襟不讓她走，“不用動，我們和他們沒冤沒仇的。要真是這樣還不容，我就和他們拚了！”
聽見了我這個“拚”字，母親的淚水“刷”得下來了：“我求求你——”
我心軟了，站起來，和母親躲到一個隱蔽的地方重新坐下來。
談話很久也沒開始。
後來的談話也隻有幾句話。母親心潮澎湃，前言不搭後語。
“你既然要走，就走吧。其實我和你爸爸在你的年紀，早已把大半個中國跑遍了。”
“你去過了大西北，現在向東南去吧。”
“你身上不要帶太多錢，帶多了反不安全。”
“家裏每隔一段時間，就給你彙一些錢去。我先給你介紹幾個老朋友，你走到哪兒就算哪兒。”
“你走著走著，說不定就會有自己的朋友，就會發現自己今後的路……”
母親說這些話時，一如既往絮絮叨叨。我既聽了，也沒太在意。
唯獨母親在此一頓，下邊的話說得清清楚楚、一字一頓：“記住：盡管我們有困難，但我們更有理想！”
母親說完最後這一句話之後，很久無語。所以最後這句“盡管我們有困難，但我們更有理想”給我的印象，就如同烙進了記憶。
該分別了，母親要我先走，她要眼看著我走。我心裏十分不滿——這怎麼像是搞地下工作似的？但我無法違背她的要求，否則她又要掉眼淚了。
我走了，步伐邁得挺大，我願意給她留下一個氣宇軒昂的印象。等估計她看不見我了，我才躲進一個街口的拐角，偷看她如何走出來。
她出來了，走得很慢，也很艱難。她一直朝我這個方向了望。我急忙躲避嚴實了。她看不到我了，才轉向公共汽車站。她的身軀很胖，腿腳也不好。車來了，年輕人一湧而上，沒人讓她。她沒上去，但也不動怒——自1957年之後，她是越來越“沒脾氣”了。又來了一輛，結果人還是多，她仍沒上去。直到第三輛車來時，人稀少了，她使勁揪住車門的扶手，上去了。車猛地開動，她晃了一下，但還是站住了。
車終於走了，母親不見了。我的淚水潸潸流落下來。
我親愛的母親！兒子二十幾年來在你的身邊，平時隻煩您總是“絮絮叨叨”，如今有了您這地壇片語，就肯定能以一當十，以一當萬！有了它，盡管您不在我的身邊，卻能指導兒子終生的一言一行。盡管一生道路會有曲折，但人格上絕不會有曲折；盡管一生境遇會有變化，但我至誠摯愛民族和文化的心性絕不會有變化。
地壇片語，我將記憶、咀嚼在我的終生——啊，我的母親！
沈從文組曲
沈的房間也就十平米，家具是老式的，大多還有點殘破，毛筆、宣紙和各類文玩散亂充塞其間。成鮮明對照的，是一部簇新的外國留聲機，擺在矮小的茶幾上。每每與客談話，他都要打開留聲機，放起外國古典音樂。沈操著深重的湘西口音，說話聲音很輕，再加上古典音樂的忽高忽低、驟緊驟慢，所以來客能完全聽懂的人並不多。沈也怪，他似乎並不要求對方完全聽懂，他隻是如淙淙流水不停地講，不時伴以含意豐富而神秘的微笑。所放的古典音樂大約是他聽熟了的，他談話的節奏通常也與音樂的起伏相應和。每到一個樂段結束，沈的談話隨之告一段落。他的“收式”十分特別——總是揚起右手，掌心向上，五指岔開，水平地旋轉一下手掌，再“豐富而神秘”地笑笑，於是音樂與談話一並停歇。
每當沈和父母這樣談話，早已不是頑童年紀的我，便總是興味很濃地坐在一邊，悄悄地觀察沈，分辨他的口音，直到後來能完全聽懂他的談話。記得，沈曾說過——寫文章時也打開留聲機，“悠揚的樂聲潛入身體，鑽入骨髓，然後上升到腦子裏，靈感就由筆下汩汩地流淌出來。”（大意）他說得真神，我聽得有些發迷，但又想，語文課本選載的那些課文（如趙樹理、周立波的文章，也包括媽媽50年代深入官廳水庫後寫出的《官廳少年》），老師在講解時，不都是強調長期深入生活的作用嗎？靈感與音樂——尤其是外國古典音樂，究竟有什麼關係呢？沈從不唱歌，甚至是五音不全的，他怎麼就能聽懂音樂呢？
我曾問母親——沈伯伯是寫什麼的？媽媽回答：“了不起的作家。解放前與茅盾、巴金、老舍齊名，長篇小說就寫了七八十部……”
我在旁聽完戲曲學院的課程之後，曾經為如何就業的事情發愁。當時國家正在困難時期，每年工作指標有限，並且總是工作選人而非人選工作。沈伯伯勸我別急，鼓勵我多學些傳統文化，“你正在學知識的時候，這時候不抓緊，將來想學也學不進去了”。於是，我繼續讀古文、寫舊詩、練毛筆字、唱京戲，同時隨一位翻譯家學英文。後來，他悄悄問我母親：“我現在有挑選助手的權利，城北願不願意跟我幹？”
他當時在曆史博物館搞文物研究，上級允許他自選助手。這好意是明顯的，也因為我能夠聽懂他的話、識得他的毛筆字，這在同齡青年中是不多見的。我想，先試試再說吧。沈便讓我從青銅鏡入手鑽一鑽。於是，我按照沈提示的書目圖錄，跑到北京圖書館坐了一個月的冷板凳。這滋味太難受了，我好像掉進一個滿是灰土和蛛網的夢幻世界，滿是盤陀路，到處有迷宮，經過撩撥和擦拭，我發現東麵藏有珠玉，西邊埋有象牙。我興奮，但更焦渴，因為找不到珠玉和象牙之間的聯係，更無法把它們帶回到現實人間。後來，我隻好對沈伯伯實話實說，他寬懷地笑了，沒勉強我再幹下去。那次談話一直延續到晚飯後，沈憑窗遠望，指著南天幾顆閃亮的星星說：“這顆是巴金，那顆是冰心……我隱伏在地麵的黑暗中，我祝他們永遠明亮……”
我聽得出，沈說這番話的感情是極複雜又極深刻的，但最基本的一點，則是“羨而不妒。”
“文革”中有一陣兒，沈伯伯曾隻身下到湖北鹹寧幹校，被安置在一個叫雙溪的不毛之地閑住。雙溪是一個區政府所在地，沈和另外兩戶合住在小學校一間廢棄的教室，中間用蘆席隔開。那兩戶都是老兩口在一塊兒，獨立起火做飯。隻有沈伯伯孤家寡人，每餐都要拎著飯盒去區政府食堂打飯。沈伯母則在幾十裏之外的幹校菜班當班長，別看她瘦小，幹活可潑辣。於是“悲劇”發生了，越努力就越不能和沈伯伯調到一塊兒。
沈肯定是寂寞的，但他很會排遣寂寞。他經常給我寫信，寫他拎著飯盒去打飯時的途中風景——雙溪是丘陵，四周皆水，樹木蔥蘢，長空時有雁陣經過。沈時常在這樣靜謐的天地之間獨來獨往（雁叫更增加了靜謐），他時走時停，時而發思古之幽情，時而作撫今之浩歎。他依然是用毛筆在宣紙信箋上寫信，寫畢就寄往新疆。我在新疆收到信，一邊細細咀嚼，一邊把信轉給母親——當時，我父母也下到湖北的另一個幹校，距沈大約有一兩百裏之遙。母親看完，便直接寫信給沈，最後卻囑咐“請轉城北”……一來二去，“三地書”持續了好幾年時間。
記得，我在信中曾說：“昔在東堂子胡同（沈家所住地），您曾夜數繁星，謂此係巴金、彼係冰心。城北今在祖國西陲，雲暗風黑，繁星不得見矣。”沈則回信：“九霄繁星遭風欺雪裹，心中繁星則無物能消磨。”足見他與巴金、冰心友情之篤。後來，“三地書”中更傳遞了新內容——沈已把北京家中大量硬木家具運到雙溪，因為領導曾囑告“多帶生活用品，除了煤球”。而這許多硬木家具，是抗戰後從地攤上所購。沈購買此類東西與眾不同，別人求新、求完整（由此取得價值），沈則僅僅注重式樣、花紋，至於有無磕碰反倒不大注意——他追求的，僅僅是審美價值和對曆史文化的認識價值。因此我每每產生如下的聯想：每當打飯歸來，沈由那一種大自然的難言美麗，拔身進入由蘆席隔成的鬥室，不能說是毫無苦痛的。但是，當他重新麵對這些久經磕碰的硬木家具時，必然會沉湎進一種曆史文化的難言美麗！兩種難言美麗交織在一起，他會不會認為反而是他的福氣呢？
“文革”後，我又在東堂子胡同見到沈伯伯。原來的房子隻剩下一間，沈把這一間住室兼工作室命名為“小小窄而黴齋”。沈伯母帶領孫女住在臨近的一條胡同裏，兩小間，每天起火作飯。沈為了集中精力工作，懶得回去，於是送飯的事就落到沈伯母身上。沈伯母晚上要照料孫女，送不了飯，所以通常是一天隻送中午一頓。夏季天熱，食物易餿，沈就經常預先服用防止瀉肚的藥。
沈工作起來是不管白天、黑夜的，他要追尋回“文革”喪失的時間，因此房中一切都是攤開的——書是攤開的，紙是攤開的，畫冊是攤開的，墨盒是攤開的，連一張張的宣紙信箋都是攤開的……沈寫長信，常常不是一氣嗬成，每寫到一段兒便停下來，轉而去做別的事情（包括給別人寫信），等到心中萌生出新的意思，才再度繼續那沒完成的信件。沈有這樣一種固執習慣：一方麵把時間看得無比珍貴，同時又舍得向好朋友、好學生傾吐心聲。每逢老朋友造訪，他能拋開原來的工作，一談就是兩三個鍾頭；每逢學生求教，他能拋開自己正在研究的專題而為學生解答最普通的常識。這是一種怪癖，不知道能不能這樣解釋：他心中埋藏了深深的苦痛，解放前的文學活動不被承認，著作紙型被焚毀，無異向活著的自己身上拋撒紙錢；改行研究文物依然困難重重。尤其是“文革”中，某些過去為自己鍾愛的青年“反戈一擊”，使自己怒火中燒，但在淫威下又有口難辯！如今回到北京並被允許工作，但那些整人者仍居高位，仍在縱聲談笑並伺機繼續整人！自己就隻能如魯迅“躲進小樓成一統”之詩，“小小窄而黴齋”是任何人擺布不了的獨裁天下！就是要攤——把一切都攤開，擺得亂亂的，疊得高高的，誰管得著？自己不願上街，不願聽到樣板戲、造反歌和紅色標語，自己把自己關在書齋裏，盡管“窄而黴”，可自己看上去無異於古色古香，且有規律可循！因此，中午要老妻送飯，晚上足不出戶，見“沒話人”半句嫌多，見“有話人”千杯嫌少，這豈不成為順理成章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