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結婚了。妻子是北京人，運動中隨父母去河南幹校，在那裏招工進廠。我當時仍在河北固安縣教書。這樣的聯姻，前途未卜。
來祝賀的親友不少，賀禮大多是枕巾、被麵、茶杯、暖瓶、床單等實用之物。沈伯伯也來了，他的禮物可謂獨出心裁——一個清乾隆時的“五蝠（福）捧壽”瓷盤，一隻蝙蝠頭上貼了一塊用紅紙剪成的“喜”字；另外，在一塊拳頭大的朱紅臘箋上麵，用他瀟灑的行書寫了如下字句：“祝兩位多福多壽”。這兩句的下邊，又用小字做了注解：“為國家多做好事為多福，長壽則可為國家多做幾十年好事。從文敬賀。”
應該說，沈伯伯這份不同尋常的賀禮及賀詞，使我的婚禮升了格，並且定下了基調。
幾年之後，我調回北京，和沈伯伯的聯係更多了。父親的一位老朋友、上海電影廠的一位著名導演，表示想把沈老的小說《邊城》搬上銀幕。沈老得到消息，一方麵表示感謝，同時又顯出不可思議的淡漠。改編本還沒有誕生時，沈伯伯在給家父的一封信中，就表示出對於“地貌已變”的巨大憂慮：
“照最近的新聞報導，王村下麵的鳳灘已改為發電二十五萬千瓦的大水電站，那裏兩岸最美的景物，大致已全部永遠淹沒在水中。茶峒渡口已有個大橋，日有上千大小汽車往來。就我二十年前記憶，具有相同或更好看渡口背景的還不多，一是沅陵附近馬蹄驛（上官莊）村子，若值秋冬之際，四圍山色紅紫爛漫，簡直像一件人間奇跡。即宋人最高明畫跡中亦不及萬一。另一是距自治州僅二三十裏的張八岩，同樣是一泓清水。四周遠近山色紅紫爛漫，最難得處，是一個渡口和小船，簡直還保留千年不變。可是事實上這二十年人為變化，看來也早把原有景色的靜謐，完全改變成亂哄哄生產區了……我估計受時間影響所失去的，肯定還不止這些。即留下的自然景物，部分雖不易變化，但成為公式新型紅磚建築，一排排既不適用、又不美觀的玩意，卻必然到處存在，就使人毫無辦法處理它！……”
當後來看到改編本中的人物關係，或多或少都被貼上了“階級鬥爭”標簽時，沈沒有正麵批評，但是在給家父的信中，便毫不猶豫地關上了“合作”的大門。
沈伯伯病了——在他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出版之後，在他赴美探親講學之後，在由國外向著國內傳遞的“沈從文熱”興起之後，他幾度住院，得到了力所能及的正規治療。然而病魔卻沒有退卻，第二次腦血栓發作後半年，他已然不能行走和講話，當被抱坐在輪椅上，頭也無力地向胸垂落。西醫已沒有辦法。老朋友和弟子們見了，隻能在心內默默叨念：“至多隻幾個月時間了，可憐的人……”
這時，南京來的一個年輕中醫開始對沈治療。他叫吳宗寧，南京人，“文革”中在蘇北鄉下插隊，恰與沈伯母的一個晚親在一塊兒。吳偶然讀了一本沈的小說，便敬仰沈的為人和才華。後來回到南京，吳便在一個糧庫的醫務室當醫生。吳是個“怪人”，喜歡哲學，喜歡與有思想的人進行海闊天空式的探討，習慣從各個角度對病人進行辯證治療，其手法和道理常常是異乎常規的。他開的方子，一般中醫看了連連搖頭，因為毫無道理可言；高明中醫看了連連點頭，因為無懈可擊。他專治疑難病症，專接被大醫院“判處了死刑”的患者。也奇，有一些這樣的患者居然就在吳的手中起死回生了。吳的名聲開始飛揚，甚至當年葉帥病危之際，中央曾從全國召集來十多位有“絕招兒”的草澤醫人，其中竟也有吳這個後生晚輩在內……
沈伯伯第一次腦血栓時，吳聞訊就趕到北京“毛遂自薦”。可沈家不敢讓他“上手”，原因是誰也想不到的——沈當時頭腦還清醒，他根本不相信中醫！即使如此，吳也毫不氣餒，默默觀察了好些天，每晚就和沈的兒子擠睡在一張折疊床上。腦血栓第二次發作，沈已整日昏沉，大醫院也毫無辦法，於是沈家這才同意吳“試著來吧”。
吳的第一劑藥“渺小”得驚人，一種小兒常用的什麼“散”，八分錢一管。為的就是解決沈排痰的困難。以往大醫院為了解決排痰，請了多少專家會診，把多少種複合治療方案研究來研究去，最後終未見效。如今不料這一“散”下去，居然靈了，痰沒了。以後的治療過程不必詳述，但奇跡終於發生——沈有了精神，頭能夠抬起並可以自由轉動，慢慢恢複了講話能力，慢慢能夠下地行走……
吳與沈的關係是奇特的——因為沈不信中醫也拒服湯藥，吳便從南京購買中藥藥材（一為保證貨真質好，二為價格相對便宜，因沈服中藥從不報銷），製成粉劑裝入膠囊。沈則“不辨中西”，胡裏胡塗服用下去。吳每年都在季節轉換時來到北京，住在沈家一段時間，白天隻默默觀察沈（大約就是“望聞問切”中的“望”），夜裏，則利用沈家豐富的藏書武裝自己。據說，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馬爾薩斯心理學》，認真讀了，又推薦給沈。那是一個早晨，沈坐在藤椅上，一個小時居然靜靜讀了十幾頁……總之，在沈生命的最後幾年中，他習慣家中不時出現這樣一個“常客”。他安之若素地讓吳給自己針炙，也許知道膠囊係吳所製，但不承認吳是自己的醫生，更不相信自己一天天的進步是吳的醫術所致。但沈確認吳是個好人，是個奇人，是個有思想的人，是個談得來的後輩，總之，相信吳“是個朋友”。
沈的好轉，贏得了許多老朋友對吳的尊敬。出於禮貌，許多人這樣問吳：“您有家傳吧？”“沒有。”“您肯定是學醫出身。”“我沒上過大學，隻當過赤腳醫生。”“您在什麼醫院工作？”“南京一個糧庫的醫務室。。”“您如今——（想問工資、級別、職稱之類，卻又不好開口）。”吳卻一眼看穿，坦然相告：“我是工人，級別四級半，連初級職稱也沒有。”說罷便直盯盯地望著對方。
老朋友們驚異了，馬上也感動了，因為眼前秉性奇異之人，和從文在自傳中的“小學學曆”、“生性頑劣”等語如出一轍。
沈老去世之後，我到沈宅借了那本沉甸甸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準備回家細讀一番。我心中總有個不解之謎：為什麼這本書在國外獲得盛譽之後，國內對沈還有一種“隻有資料、沒有觀點”的背後議論？
當我拭淨書桌、隨即展開這本書的目錄時，不禁有些吃驚，它不像我預期的那樣——應當是一部總論，講服飾與經濟、政治、文化的聯係，筆法縱橫捭闔，時有宏論警世；然後才是分門歸類的圖錄及簡短說明……沈屏棄了常見的這種“大手筆”寫法，全書一上來就是一幅幅的圖錄及其說明，彼此之間並沒有“係統”存在。
我沉吟了片刻，隨意翻閱著。我翻到“七五·簪花仕女圖”一頁，我曉得這幅世傳“唐代周昉”畫的名作。我是從唐詩開始接觸古典文學的，近年編寫京劇劇本，又翻閱過新、舊唐書，於是我就潛心閱讀起沈的兩千字說明。因圖錄僅是全畫的一個局部，所以沈先約略介紹了畫的全貌和作者。然後，沈集中筆力分析這幅畫中的仕女服飾，有種種違反時代的漏洞，最後得出“此畫是宋人（或更晚）據唐人舊稿而作，頭上的花朵是後加的，項圈且有可能係清代畫工增飾而成（清《皇朝禮器圖》中有完全相同式樣的項圈）”的結論。沈推導結論的辦法，用的是係統論的辦法——先單項再組合。單項，比如仕女所戴花冠，沈指出婦女花冠自唐中晚期直到北宋的發展曆史，並附印曆朝花冠式樣作為佐證。組合，指出“蓬鬆義髻、上加金翠步搖已近成份配套，完整無缺。頭上再加花冠，不倫不類，在唐代畫跡中絕無僅有。”
我深深歎服了。方法是科學的，觀點是明確的。尤其是在發現了“衣著材料和背景花木時令矛盾”、“衣上花紋平鋪，和人身姿勢少呼應”及“有的內衣且作紅地藍花大團窩纈”種種弊病之後，並且在推翻了周昉係此“千秋名畫”作者之後，沈並沒有高興地大聲疾呼，宣布自己取得了如何重大的科研成果。我覺得，沈的這種態度，就絲毫不低於他的發見價值。沈做學問是有觀點的，但是內涵在短短的說明中。或許他認為。把問題搞明白、說清楚了，就是有了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