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眉善目老塾師
1998年夏季，我在蘇州專程拜謁了用直鎮。這是當年葉聖陶老先生教書之地。已經設立了一個紀念館，葉老安眠於此，與他比鄰的還有曆史上幾位著名的文人。葉老有此結果，想來也不寂寞。稍後在南京，我又和葉老的孫子兆言一塊吃飯，我們這還是第一次見麵。席中，他談起自己剛寫了一篇文章，談到我十年前出版的《梅蘭芳與二十世紀》，表示很讚成我把京劇與唐詩相提並論的做法，並說寫了文章，已經發了。談到梨園藝人，他忽然說起幼時在家裏翻舊書，見到《潘光旦全集》第二卷中專門有一篇談到梨園人近親結婚的血族傳統，可以以此來研究一下京劇的沒落。
兆言隻有40出頭，肚子裏的貨色倒頗不少，看來實在是和他的家教有關。我回憶起在蘇州用直參觀的鏡頭——玻璃櫥窗中展示著葉老晚年參與紀念《中學生》雜誌多少周年的活動，他坐在第一排的正中，第二排正中則站著我父親。其實，更應該站在那裏的還應該有我母親，隻可惜當時我母親早已臥病在床，站不起來啦。
我們家和葉老一家，實實在在不是外人。
回憶的鏡頭開始閃現—80年代前期的北京。我夾著雙腿，挨著母親坐在東四八條的那個小四合院北屋的沙發裏，靜靜凝視著坐在對麵的葉聖老。慈眉善目，典型的南方老人，消瘦而不失瀟灑，兩根長長的白眉挺出在臉的輪廓之外，我知道那叫壽（星）眉，十分顯眼。慈眉善目老壽星！——我心中冒叫了一句。
我讀過他不少的書，隻可惜留下的印象不深。我自幼除了讀學校的書之外，還隨意選讀家裏的書。父母當記者，認識的前輩和名人太多，他們一旦出書都會簽名贈送給父母，書一進家，基本就擺在書架裏邊生了根兒——父母工作很忙，不太有時間讀書。但他倆時常下意識談起這些能夠出書的人，口氣總是由衷敬佩的，因為對比之下，記者出書就不容易了。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或多或少知道了他們和寫書者的關係。比如母親常說，自己能有今天，得力於當初走上文壇時的兩位老師，一位是葉聖陶，另一位是沈從文。我聽了，就注意搜尋家裏的書櫃。葉的書，家裏有《倪煥之》和《童話選》，更多的是談語文教學的意見和建議。沈的書，家裏卻找不到，但明明記得母親說過“沈先生寫過七八十本中長篇小說呢”的話。對於葉老，母親經常談到的不是他的書，而是在妻子過世之後寫的一首悼亡詩，母親一直記得其中的一聯：“出門惟悵悵，入室故遲遲。”母親十分讚賞這兩句，總說其中情意真摯。讓人敬佩。母親習慣是見誰和誰講，也不分地點場合，褒葉老自然還要貶他人，有一次在國宴上頭，竟然在褒過葉老之後，當眾貶起另一位文壇前輩，說他如何如何不忠於愛情。是周總理及時打斷了母親，事後又叫人批評了母親……說遠了，還談家裏的書。比較之下，我當時比較關注的倒是老舍、巴金、茅盾的作品。其中我最愛讀、也感到能夠讀懂的是老舍的書。我奇怪，葉為什麼還有一個“葉紹鈞”的名字，後來漸漸知道了，那叫做“號”，但凡這樣有“兩個名字”的人，年紀上就比老舍他們大一輩兒。
眼前的葉老十分放鬆，根本沒有家裏來客的感覺，隨便地聊著家常閑話。他家裏的人開始布置飯桌，我拽了一下母親的衣角，意思是該告辭了。
葉老看見笑了，“和我們一塊吃點兒。”
母親局促起來，“您吃飯吧，我們再坐著說兩句。”
奇怪的是，葉老也不再讓，就和他的長子至善（我稱他“叔”）對麵落座了。先上了幾個小碟子，爺倆就開始對飲。他們喝的是紹興黃酒。葉老背北坐，至善叔在下麵陪著。我端詳著這爺倆，相貌可說是“極似”。至善叔曾給我講過一個笑話證明這一點——某次，有一外地記者來京先訪問了俞平伯先生，然後順路就來到這裏，當時葉老在自己耳房裏還有一篇文章沒寫完，就由至善叔在北屋接待記者。記者從沒見過葉老，卻以為眼前的就是葉老，於是從“家鄉人民如何傾慕葉老”說起，讓至善叔根本插不進話。等說了好半天，記者忽然自己“停住”，久久凝視起至善來：“我剛剛拜見了俞平伯先生，俞先生和您——歲數相仿，可怎麼您顯得這麼年輕？”至善叔強忍住笑，也不回答，站起身子走進旁邊父親的房間，把葉老扶了出來。
這時，葉家其他人也開始上桌，菜也陸續端上來，大家埋頭吃飯，都不怎麼說話。我仔細端詳葉老，也注意打量這個北屋，甚至還回憶起數次進入這個院子的感覺——葉老所處的背景不錯！從大環境講，地處北京東城，地理位置方便。四合院坐北朝南，很正。正房北屋三間，當中的和西側的已經打通，用於會客和吃飯，東邊的給至善和他妻子做臥室，自己則住進西側那間的耳房中，自己耳朵“背”了，居所不如也故意“背”一些，遇到那些“可見可不見”的客人，就讓至善出來“抵擋”一陣兒……看來，這是一個比較舊式的家庭，人們的思想道德和居室環境完全融合成為一體。
葉老吃著飯，不時還扭過頭和母親說話：“子岡，我真是寫不動文章啦。我現在是動輒就睡不著覺——準備明天寫篇東西，頭天夜裏就要反複去想。白天沒寫完的文章，晚上睡在床上要繼續去想。已經寫了文章，會累得連續幾天睡不好覺。我有時恨起來，真想在自己的太陽穴——”說著，左手提到了作者太陽穴的位置，“按一個可以轉動的開關——”
母親奇了：“做什麼？”
“早晨，我坐到書桌前的時候——一擰，開了，文思就源源不斷；到了該休息的時候，再一擰，關了，就什麼也不再想，我就可以安心睡覺。你說，我把這意思寫成一篇童話好不好？”說畢，葉老率性大笑起來……”
我看到這裏，覺得葉老的形象有變，變成慈眉善目的“老小孩兒”了。
這時，至善叔也扭過頭來對母親說：“父親近來脾氣越來越像小孩兒了。寫了封給朋友的信，一寫完就讓家人拿出去扔進郵筒，還恨不得郵差立刻就取走投遞；還希望朋友接到信，也立刻回信，然後回信也立刻由郵遞員送到自己手上！”
葉老點點頭說：“就是的，朋友約定了四點鍾到家裏來，我三點半就坐不住了，就在房子裏來回踱步。去年中共召開‘十二大’，李先念同誌致閉幕詞，結尾說到要在五年內做到三個根本好轉（指財政經濟情況、黨風和社會風氣根本好轉）。我聽了佩服極了，興奮極了，按我的急性子，巴望這五年能像五個月才好！”
多麼善良的“老小孩兒”！
不久，葉老住院了，一住就時間很長。父親去醫院看他，回來轉述葉老的原話：“醫院不讓我喝酒了。我喝了一輩子的酒，現在總算‘畢業’啦。”
我沒能看見葉老說話時的神情，但覺得這“畢業”二字極為生動，說話時的神情也一定很生動。
在一個舊曆年“三十兒”的傍晚，電視新聞聯播中奏起了哀樂，屏幕上出現了葉老的遺像。父親和我（母親已經去世）都驚呆了——從此葉家就再沒辦法慶祝春節了！在隨後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我代表父親（他當時患有腦血栓，走不動路）去了，我發現到場的人特別多，有文學界，有教育界，有政協、民主黨派和統戰係統的人……
三教九流，五湖四海。許多平日見不到的人忽然理直氣壯地出來了。一些從來沒見過（但聽說過）的人，也不知從哪兒冒出來了。
靈堂當中，葉老睡得很安詳，他的雙眉還是那麼突出，周圍的人由衷地向他鞠躬敬禮。這時，我忽然想起了梨園的另一位老人：蕭長華老前輩，他一方麵是京劇醜行的泰鬥，更因長期擔任“富連成”科班的總教習，成為馬連良、譚富英、葉盛蘭、葉盛章、裘盛戎等人的共同老師。蕭老是兩個方麵的結合，一是醜行本身的技藝，二是其他各行第一流名伶的整體老師。我甚至忽然想起自己寫的歌頌蕭老的一首七律：
梨園都讚老塾師
秉性溫寬貌亦慈
桃李門牆生旦淨
風騷技藝畫書詩
技高一籌說周日
入木三分盜簡時
浩歎曹營難辦事
令人笑畢更沉思
眼前的葉老，不就是梨園的蕭老麼？他從教育起手，一直抓緊品德的作用，並且一輩子身體力行，不同樣是“慈眉善目老塾師”麼？
回首文壇，今日像葉老這種類型的作家實在是太少了。
一種傾向是：作家僅以作品見於世。這不能說不對。但葉老的情形是，他一生總是以個人的品德“取勝”——他關心教育，關心青年，甘心為後來者搭橋鋪路。除了用作品“說話”之外，還兢兢業業做了許多不顯山不露水的好事。比如他陸續給教育工作者寫過一百封信，寫時沒準備發表，隻為解決教育當中的實際問題，後來，是別人把這些信彙總出來——大家一看，都驚了，也都佩服得不得了。他既是名人和作家，更是普通人當中的一個。今天的情況是，作家隻要一成名，關心社會的方式就隻剩下發表作品一途！並且這一途，還總跟名利攪拌在一起。
再一種傾向是，作品隻有那種顯露作家才思超人的才好。作品不能樸實，一樸實就顯得無華，一無華就不“招人”。在這種審美風氣的帶動下，整個文壇時變得常以奇巧致勝。何況現在作家越來越年輕化，能寫的時間不長，既然不長，一個個都抓緊去寫。至於以後不能寫了又怎麼辦？還要不要繼續給讀者一種人格上的期待？大概今天很多作家根本不管它，趁能寫先出名和先賺錢。不能寫時再說不能寫的，反正名聲有（過），憑名聲還能吃一陣子的飯。等到名聲不能賣錢了，反正先前已經把錢掙下了，這輩子節約著花還夠！
葉老去世好幾年後，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過一個紀念葉老的會，我代表父母去參加。會上發書，有《葉聖陶散文乙集》，更多則是有關教育的書。到會者也以教育界為主，頭發一片花白。發言中沒有華麗的辭藻，每人也隻說一兩件葉老生前的小事。聽著，體會著樸素的力量，我慢慢“入境”了—一個戴著老花眼鏡的老塾師坐在書桌前，坐在油燈下，為孩子們批改作業……鏡頭一變，被批改的變成了稿子，稿子上的署名川流不息，署名隨即又變成一個個的“小人兒”從稿子上站起來，走過去。匆忙間有一個我覺得眼熟，穿旗袍，剪短發，樸素，熱情，行旅匆匆——原來，那是年輕時代的子岡——我的母親，那形象是舊照相簿中所見到過的。
“小人兒”們瞬間逝去，葉老也隨之逝去，但時代前進了，世界也意氣風發。
借房
1940年夏日，重慶。日寇的飛機剛剛轟炸完畢，人們陸續從防空洞走出來，有人長長籲出一口氣，因為看到自己的家完好無損；也有人失聲痛哭，因為家已蕩然無存，變成了廢墟瓦礫。這時，在一塊叫做“棗子嵐埡”的山坡上，低處民房被炸了個稀巴爛，四圍居民聚攏來，哭罵“小日本兒”的人很多，惟有《大公報》的一對青年記者夫婦默然無聲。這是他們當年的第三次被炸，看來眼下又得再次搬家。可喏大一個重慶，也不知道整體被炸的情形如何，哪裏還有可出租的閑房？此刻已容不得半絲遲慢，因為“今晚當在哪個屋簷之下過夜”，已經變成十分實際的問題。——他們不由得四下仰望，眼神也就茫然起來。
也巧，此時就在記者上方的山坡上，有一座名叫“良莊”的三層小樓，一位65歲的老人正站在陽台之上，默然向這裏俯視。他沒能看見茫茫人海中的記者，但確實想到了這對兩年前在武漢剛認識的記者夫婦，想起他倆近年不斷到自己這裏采訪，也想起了自己和《大公報》上一代人的深厚情誼。“看來，他們又需要家了。”隨後，他也輕輕籲出了一口氣。
山坡上下的視線並沒有接通，但思維卻連到了一起。記者夫婦前兩天無意中知道，在老人三樓借住的茅盾一家剛剛搬走，自己是否爬上山坡去向老人張這個嘴呢？——且慢！老人租住的僅是二層三層，現在人口已很擁擠，包括老人的次子次媳，包括他最小的女兒，還有共產黨員王炳南（解放後擔任新中國駐波蘭大使和外交部副長）和他的德國太太（時為宋慶齡秘書）。王炳南夫婦很快有了一個小男孩兒，使得這個大家庭在歡樂之餘更增加了擁擠……
記者夫婦這樣想著，但步伐卻一點點向老人的家移動。急切之中，他們想好了這樣的措辭——“我們隻先住一兩晚，馬上別處找房。一旦找到，馬上就搬走……”但是，當他們遲疑著走進老人在二樓的那間臥室之後，聽到的卻是這樣的話語：“哈，你倆總算來了！我剛才就想到你倆，正準備叫人去找你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