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夫婦當天就搬了進來，並且一住五年，直到抗戰勝利。在這五年間，他們有了一個男孩兒，老人也多了一個孫子，加上王炳南的那個，三個男孩兒構成“良莊”當中一個熱鬧的世界。同時，這所“良莊”成為重慶的一個著名的消息彙集點，記者夫婦也得以在此施展勇氣和才華。
不再“賣關子”了，把一切都“挑明了說”吧。老人就是當時重慶著名的民主人士沈鈞儒先生，我就是樓中的“第二個男孩兒”，是那對記者（徐盈、彭子岡）的兒子。我一直記得我的“王哥哥”和“沈弟弟”，但世間的事情是不可預知的。“王哥哥”現在他德國媽媽的身邊，前幾年回國一次，隻見到了“沈弟弟”。“沈弟弟”和我雖然同住北京，可因為住家距離太遠，平時很少見麵。
不久前，沈鈞儒紀念館在他的家鄉（浙江嘉興）落成，“沈弟弟”約我一齊前去。我們高興地盤桓了幾天，回顧了許多童年風景，我也特別揣摩起我父母當年向沈老“借房”的這件事兒。紀念館中有不少領導人的題詞，我特別注意到趙樸初先生書寫的橫幅：“昔鈞儒先生篤信佛教……1936年鈞儒先生暨諸誌士發起組織救國會，餘方年少，亦竊附驥，組織中華佛教護國和平會。護國者，意為抗日；和平者，意為反內戰。雖未得一瞻先生眉宇，而心向往之。新中國成立後，餘來北京，始得常親教誨，蓋溫溫其容，矯矯其骨，始知三世諸佛皆血性男子之所為也。”
的確，沈老一向近佛，從“借房”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確是佛。如今，佛到那個世界已經三十五年；按實足年齡計算，佛如今也123歲了。
奇人張友鬆
張友鬆先生是老資格的英語翻譯家，好像和曹靖華同輩。他主要翻譯馬克?吐溫的作品，1957年獲罪，被戴上右派帽子。他原先是在編的正式翻譯，但經過了1957年，不知怎的就沒了工作。也不知是自己辭去的呢，還是被組織上所開除？反正從我認識他的時候起，他就成了專業翻譯當中的單幹戶。反右之後，不允許他用原來的名字翻譯書了，幾經商量，他便有了一個筆名“常健”。他曾經要求恢複他的公職，但一直被擱置，於是他每翻譯出一部書，便拿一筆稿費。他和他不工作的太太就靠這活著。在60年代前期，國家的處文翻譯任務本來就少，哪兒就輪到了要他去翻譯？再說，即使讓他翻了，即使書也出了，稿費的發放也要過些時日，哪裏能今天出書明天就支稿費？可他和太太都要吃飯啊！他為此常常發脾氣，時常為發稿費的時間和社裏吵架。要是一般人還好說，可他是右派，居然也脾氣挺大，結果弄得社裏挺煩他。他總和周圍的關係搞不好。他說他想搞好，但總是沒搞好。
他和我父母很熟，什麼時候熟的和怎麼熟的我都不曉得，但讓我在學戲之餘還學英文，是母親的主意。她說：“多學點沒壞處。我當初來北京上大學，就學的是英語。後來搞新聞去了，雖說基本上放下了，可遇到偶然情況，比如抗戰中去張家口，是和幾個美國記者一塊乘坐美國軍用飛機去的。機艙挺小，裝不了幾個人兒，我就在機艙中用英語和他們對話。他們很驚奇，驚奇中國記者也能說英語，於是很佩服也很敬重我。”
我說：“學京劇還學英語幹什麼？難道要用英語唱戲？”
“出國唱戲時，會點英語總沒壞處。”
“我還不知道到哪兒幹京劇呢？”
“先別管到哪兒幹，乘現在年輕先學著，沒壞處。等老了，想學也學不動了”
“……”
盡管我始終“保留意見”，但母親就一意孤行起來，她去到西城缸瓦市找到張先生，要他每周教我三次英語。他們是熟人兒，一說就妥。
第一次登門，是母親陪我去的。自第二次開始，我就獨往獨行了，張家住在缸瓦市路東的一條胡同裏，張先生住的是三間北房。張家就老兩口。張的書桌上有一個傾斜的木板，那上邊是他的稿紙——譯稿，木板旁邊是幾部攤開的大辭典，他隨時用得著。圖個方便，一伸手就“夠得著”。他教我是在飯桌邊，教材都是他選的通俗故事。本來我建議用《北京周報》，他不同意：“太政治化，英國人平時哪兒用得著？再說，都是中國式的英文。”他不教我會話，而著重在筆譯。“我是翻譯，我的會話就不好，你學英文不會是當口譯，學點筆譯，無論用不用，總沒壞處。”
“總沒壞處”——這口風跟我母親挺相似，說不定就是我母親灌輸給他的。但師道尊嚴，人家準備好的教材，自己總不能不念吧？
他生活中有些怪僻。冬天睡覺嫌被子沉，便用粗鐵條彎了一個半圓形的拱架，放在床單上。晚上睡覺，他睡在床單上，上邊是這鐵條彎成的拱架，被子再放在拱架上。這一來，保暖依然保暖，被子卻“壓”不著他了。他家還養雞，可每天關在籠子裏，從不“放風”。久而久之，母雞就下了軟殼蛋。張先生也不著急，就出去從缸瓦市的西藥房買了些鈣片，用它喂雞，果然蛋殼就硬了。為此張先生特得意。
我跟他學了好長時候的“英翻中”，但詞彙量沒增加許多，倒是中文的嵌詞造句提高了不少。我不敢公然反對老師的教法，於是婉轉建議“豐富”一下教材。我用了“豐富”一詞，老師沒留意，順口回答：“你自己也找找吧。”
我找了，找的就是《莎氏樂府》，這是一本根據莎士比亞戲劇故事改寫的英文讀本。
我帶著《莎氏樂府》去見老師，，一看原文是“看”過的——每個生詞旁邊，我都用紅筆注了音標。
“看來，你挺喜歡這種英文的。”
“它的句勢複雜，分析清楚了，再難的文法也不怕了。”
張先生沒多說什麼，給我耐心地解釋。但他後來在學習完的閑談中講，“我不反對《樂府》，但主張你現在不要太迷戀它。學英語，不在乎能掌握多少生澀的單詞，關鍵倒是那些常用詞，通常一個會有許多種用法，你得一個個都能分辨清楚。這才是最難的……”
張的個性很強，他教我不但不收學費，反而還“倒貼”。每次我去學的那個晚上，他都預先從東城一家專買西式點心的鋪子買來“洋點心”，以備教完之後閑談時品嚐。我這人不客氣，但對他也有些敬畏。他講的道理雖然不完全讚同，但以後就沒有再鑽《莎氏樂府》。
後來我去了新疆，和他一別多年，再沒有見到。隻知道他“文革”初期很受了些苦。大約是出版社中有人批他傳播“封資修”（重點是資和修），他不服，並且和人動手打起來，結果後來鬧了個頭破血流。大約很久很久之後，曾接到他一封發自成都的信，講自己50年代遺留的問題至今還遺留著，如今是和兒子住在一起，也不去想它了。
他寄這封信時已80多歲了，如今很長時間沒通音訊，不知他現在在哪裏？我默望南天，祝願這位雖有怪僻卻心地善良的老人晚年平安。
三訪金克木
金克木，現年85歲，北京大學教授，我國著名的新詩詩人，學者和作家，但他同時又是一個解不破的謎：為什麼在80年代（也是他70歲以後）又“橫空出世”，寫出那麼多的機敏而又深刻的文章，從而在文壇形成一股強烈的“金旋風”？
金先生是我父母半個世紀的老友，自然是看著我長大的。我，在這半個世紀當中——尤其是在近十多年當中，也遠遠觀察、揣摩著他，每年也要去看他一兩次。但我始終不解，他近年的散文創作高潮是如何掀起的？比這更重要的則是，每次他所顯現的“現代文化人”的魅力和價值，都永存於我的記憶之中。現在發表在這裏的，就是三次訪問的實錄。
一
80年代中期，我正在中國京劇院當編劇，主要是給李世濟寫劇本，同時也籌劃著從文化角度研究梅蘭芳，然後進一步去寫書。這時我去看金先生，就有了與前不同的新意義。因為以往，我是以孩子的角度仰望“北大教授”那一批燦爛群星的，金隻是其中的一個，並且和他的前輩相比，也並不顯得有多燦爛。但是，此際我再去看金先生，就有了鮮明的“個人目的”，想請他對我剛剛開始的寫作之路進行指導。
金問我正在幹什麼。
我說，正在給李世濟寫新戲。
金立刻說，李的高峰是“文革”前排演的《陳三兩爬堂》，然後解釋說那出戲是如何如何“合適”。
“合適”不是戲班中常能聽見的語言。我心裏有些不大為然，因為金長期住在北大學校裏邊，很少有機會進城看戲，又如何了解世濟的最新動向呢。我講，李目前正決心創立新程（硯秋）派。
金則說，藝術探索關鍵是要“合適”，即“適度”。年輕時希望狂飆突進，中年以後則需要水磨功夫。二者要統一在一個人身上，要統一在一出戲裏，這不容易。而李世濟的《陳三兩爬堂》是做到了這兩個統一的。
金先生問我還準備寫什麼東西，我答以梅蘭芳文化現象。金問我對“梅之所以能夠成為梅”有哪些想法。我答以三點：一是早年在北京的京派京劇大本營中，用新的文化觀戰勝了舊的文化觀；二是去上海演戲之後，觀摩了海派戲劇和海派文化，從中學到了好東西，又拿回到北方逐漸消化；還有第三——
我還沒說完，金先生馬上接住話頭，“梅蘭芳以後又去了美國和蘇聯，把東方戲劇和西方文化做了對撞。”
真是歎服。想不到不經常進城看戲的金先生，對梨園的文化現象看得是如此一針見血！我後來在寫《梅蘭芳與二十世紀》一書當中，就貫穿了金的這一思想，同時在為世濟寫戲的實踐裏，也努力落實進與退之間的辯證關係。結果那出新戲社會效果不錯，評上了第一屆的“文華獎”。我的這次訪問，也因此牢牢印在腦海，金的腦子如同射電望遠鏡一般開始發射電流，給我的寫書和寫劇本指明了道路。
二
數年後一天中午，我和妻子頭頂陰霾走進北京大學，走過研究生樓時，一陣秋雨猛然敲擊下來。我倆一邊到樓裏避雨，一邊猜想著金先生此刻正在幹什麼。
“一定在午睡。秋雨一下，更要高臥不起。”
“也許正寫稿子。越是電閃雷鳴，就越是文思泉湧。”
踟躇著敲開了金家大門，一幅奇景展現麵前——金先生獨坐在矮沙發中，麵前放著一張圍棋棋盤，正照著《吳清源對局選》擺棋。“我最近對圍棋又著了迷，電視中每有圍棋賽，一場不落。我很年輕時就學過，那是老的下法。吳清源開的是一代新風，最近南朝鮮選手幾個青少年了不得，又把圍棋推進一個新的時代。我的棋最近也‘長’了不少，但說不清屬於幾段，因為我擺棋擺了六七十年，還從來沒跟別人對過局……”讓人噴飯，之後又不免遐思。我知道，金先生在“文革”後就擺過好一陣兒，那時他身體極度衰弱，靠擺棋調節了神經，於是才有體力和腦力跑進北大的圖書館，去學習和領悟有關“三論”的外文資料。往事已矣，這一次“入迷”究竟是為什麼？
“我寫不了文章啦。該寫的都寫了，不能再重複已經寫過的東西。我這個人一方麵百無一是，同時也有兩個小小的優點：一是還有點自知之明，二是專愛看讀不懂的書——比如最近一段，我一直在攻讀中等數學……”看到我們麵露疑色，金先生從書桌旁取來一大疊書籍，我掃了一眼。哦，《代數》、《三角》、《平麵幾何》、《解析幾何》、《微積分》……
“我文化程度隻有小學，如今82了，也不知道這輩子是怎麼過來的。最近，我從一位親戚處借來這一堆自學叢書，讀了《代數》，覺得大體還懂，接著就讀《微積分》。發覺深了，於是翻回頭補《三角》和《平麵幾何》……”金先生不停嘴，思緒家機關槍一樣“掃射”著，“最近我發現，《春秋》當中有數學——你們別笑，當然，不是一般概念上的數學。我如果還寫東西，就準備寫寫《春秋》中的‘數學’……”說著，又從書桌另一頭拿起一本印刷很講究的書，仿佛是港台的出版物，封底有作者的照片，一個13歲的女孩。“這孩子真厲害，我正在仔細研究她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