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忍不住打斷了金先生的思路：“好些外地報刊都想求您的稿子，知道您跟我父母的關係不一般——”
一聲長歎：“寫不了啦，我不久於人世啦……”
我笑著說：“別著，我七八年前，就這麼麵對麵聽您說過——”
這時，金師母插話：“我們的鄰居季先生（羨林）也說過：‘老金三十年前就說他將不久於人世，可直到如今不但活得挺結實，而且寫文章下筆如飛……’”
金先生對老伴說：“你搗什麼亂？好好保護你的眼睛吧！”
我趕忙問師母：“您眼睛怎麼啦？”
“一隻瞎啦。做白內障手術失敗，純屬醫療事故。朋友們勸我打官司告他們，一告一個準。我想了想，都這個年紀啦，人家也不是故意的，算了。幸好那隻眼還有0.1的視力，每天可以讀讀《新民晚報》，也挺高興的……”
金師母和我母親是當年蘇州振華女中的同學。她一插話，氣氛立刻活躍起來。她回憶起自己剛和金結婚時，曾到北平燈市口的《大公報》辦事處看我父母。她說：“那時你剛6歲——”
金先生斷然截住話頭：“不對！那時你才4歲。我們結婚後剛進你家的門兒，你就從外邊招一大幫小孩兒進屋，還高喊著：‘看新娘子啦，看新娘子啦……’”
妻子大樂，指著我的鼻子笑彎了腰：“你當年還那麼淘氣……”
我們告辭。不知何時，秋雨變得纏綿起來，淅淅瀝瀝，欲斷還連。啊，窗外雨潺潺，別一種“無限關山”！
三
時間來到1997年的12月。我和妻子又一次去看他。
一進門，他從桌上拿出一大疊新書，“都是在這一兩年中出的，每樣給你們一本。”
我一數，一共10本：《金克木散文選集》、《梵佛探》、《文化卮言》、《路邊相》、《檻外人語》、《書外長短》、《末班車》、《說八股》、《蝸角古今談》和《咫尺天顏應對誰》。我心暗驚，這老人是怎麼了？他以往送的書，已經占了我書架一層的一半，再加上這些，那一層就快滿了。
我眼睛一“掃”他的書桌，見有一本翻開的英文書。金先生拿起來，不勝感慨地說：“這本書是1937年出版的，書名叫做‘大眾數學’。其實講的並不是數學專業上的艱深問題，談的則是數學和人類文化的關係，非常有意思。我在1937年隻讀了一個開頭，後來有別的事情放下了。解放後，我在北大幾十年，時常想到這本書，尤其是年紀大了之後，就更想把這本書看完。多次托人到圖書館去查這本書，我把書名和作者姓名都寫清楚了，可每次都說沒這本書。直到最近，我才猛然想起，是我把作者‘姓’和‘名’記顛倒了，怪不得查不到呢？這樣，我才終於把它借到手。一看書後的借閱單，發現半個多世紀隻有兩個人看過它——”
我拿過書後那張小小的紙條，果真是有兩個名字。第一個我不曉得，第二個則是“江澤涵”——這可是有名的數學家，曾任北大數學係係主任多年。記得七八年前去燕南園看望馮友蘭老人時，宗璞就說過，“近鄰有江先生，也病著。”半年後，馮老去世，再不久，江老也去世了……
轉換一個輕鬆的話題，我便問金先生的電腦在哪兒。這是我來之前就曉得了的，此行的實際目的，就是想看看85歲的先生如何操作電腦。金先生把我和妻子領到另外一間屋子：“喏，你看，就是它。這不是我的，是前不久我的一個姨孫女在這裏借住，於是放了進來。她使用時，我不聲張站在她身後，她沒對我講什麼，但我一看，也就會了。於是，但凡她使用時我就不用。等她上學去了，我就進來用一陣兒。你看——”
說著，金老坐到座位裏，熟悉地操縱起“鼠標”，屏幕上一閃一閃，最後顯現出金老最近寫作的文章，和早年寫的舊體詩詞。
“我，已經不用稿紙了！”金老不無得意地說。
久久無言。我麵對的，依然是位謎一樣的老人。盡管一次次的拜訪，使我對於真正的結論已經迫近，但此際我要說的隻有一句：“依然是謎！”
小病儲安平
《文彙讀書周報》刊登了一組儲安平的早期散文，為首一篇題為《小病》。文中這樣說：“每次的小病，它總給我不少的啟示。我相信，一個病了的人，以一種極達觀的，極心平氣和的眼光來觀照一切，他必定會了悟出一些平時所不易了悟出的奧秘哲理。”啊，感覺這麼好，題目這麼巧！真沒想到，儲安平——在我十三四歲時偶然遇到的這個“大右派”，早年竟然是個很有靈氣的文學青年！
我父母和儲從30年代就是熟人，但我見到他，則在50年代中期，他那陣在北京西城白塔寺附近買了一所帶花園的小房子，離我家很近，於是兩家走動就勤了。他喪妻多年，在他出差新疆時，我父母專程到他家看望他前妻留下的孩子。儲從新疆給我母親寄來特快稿件（我母親時任《旅行家》雜誌主編），因為知道我正集郵，便買來半版紀念郵票在大信封背麵上貼了個結實。後來他再婚了，新娘子是他昔日的房東太太，上海人，每當熟人登門祝賀，她就小鳥依人在他身邊靜坐。父母在鴻賓樓請他和新娘子吃烤鴨，席間，他說起自己要到《光明日報》當總編輯的事兒，動員我父親離開國務院中一個副局長的位置，去《光明》當副總編輯，記得他說：“要麼咱倆換換，你當正的，我來配合你。”等到反右之後，這事兒就大了，這頓飯變成結黨營私的一個黑聚會。再往後，我父母都戴上右派帽子，先後和兩個單位的下放幹部一塊下鄉勞動去了。他雖然是“級別”更高的右派，但因本人是民主黨派，沒讓下去勞動。隻是那個小鳥依人的新娘，又一次當了他人的新娘，這次的新郎是特赦不久的國民黨戰犯，當時的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聽說儲對此毫無怨尤，獨往獨行，沉默不語。後來“文革”初起，儲在一個星期日忽然來到我家，向我奶奶問了一下我父母的近況，又看了看我，久久無言，就走了。又過了一陣兒，社會傳言說儲這個人“沒”了。也有人說在江南無錫郊區的一個廟裏，看見個很像他的和尚，有人上前相問：“你可是儲安平？”那人回答時雙手合十：“善哉！但願天下平安，何言“安平”乎？”顯然，這是懷念他的老朋友故意製造的小道消息。其實在那年月，死個把人，還不如同車輪碾死螞蟻一般！這消息如同一個小而又小的波瀾，隻在我父母和他們朋友的小圈子裏“動”了一下，此後再無聲息，想來他是死了。但我總記得他來我們家探望的情景，我奶奶活著時也總是念叨：“儲先生拘舊禮。當初你爸媽看過他的孩子，他就非要在你爸媽不在時，也到咱家來看一下。”
我奶奶是個裹小腳的舊式婦女，一輩子沒做過什麼值得記憶的事兒，也沒說過什麼驚天動地的話。隻這一句悄無聲息的自言自語，卻讓我記了個真切，似乎成了她一輩子最重要的感悟。她在“文革”中期也死了，享年85歲。我那時在新疆，北京的事情不甚了了。但如煙的往事，我總忘不了也撇不開這一段。如今偶然讀了儲的《小病》一文，浩歎它當年在作者文章中的優美，也歎息後來作者在人生曆程中的不幸。不得小病或怕得小病，最後難免會憋出致命的大病。這個道理是深刻的，儲這個人也是值得記憶的。永遠，永遠。
足音
中年之後，我一直在現實的塵囂中尋找凝重，尋找曆史走過的足音。由於有了願望，總算生活不負有心人，使我有幸能經常踩著父母當年的足跡，走到一些悠遠、深邃的地方，從而或直接或間接聆聽到一些富於啟迪的曆史足音。
比如，母親當年采訪過梅蘭芳、程硯秋一些人，我於是在80年代初踩著她的足跡，走進了當時四大名旦的舊宅門兒，在綜合了其他材料之後，我陸續寫出了《梅蘭芳與二十世紀》和《梅蘭芳百年祭》。
還比如，父親當年多次采訪過馮友蘭，我於是在五年多以前，又走進了北京大學燕南園57號，並認識了老人的女兒、著名作家宗璞。一談起來，才知道兩家關係是紛繁交錯、饒有趣味的。馮老先生比我父親年長十多歲，我父親又比宗璞年長十多歲。解放初期我父親改行在國務院一個局裏管事兒，宗璞大學畢業就分到這個局裏。如今，宗璞年齡比我大十多歲，又在許多方麵可以幫助我……就在我頭一次造訪的半年後，馮老先生跨鶴西去，我以後再見到的，就是紀念室中那一幅用燙漆方法製成的大幅遺像了。老人的眼神迷離惆悵，臉上的老人斑也好像依依不舍於他的這個家和他的哲學世界。在隨後的幾年中，我每隔幾個月總要跑一趟燕南園。每次在進入57號之前，總要在園外的林子時逡巡片時，我總要俯聽一下自己腳下，是否還回蕩著馮老先生在此漫步的足音，或者我父親當年造訪於此的足音？這已經成了習慣——每次造訪父母當年去過的地方，總是這樣先在室外踱一下步，傾聽一下，調整一下，看能否和上一代人的那個“境”接上“氣兒”。
不久前，我忽然動了研究宗璞的心思，於是把她全部著作的保留本，“每種一本”地借了回來。借回來就讀。她的散文成名作《西湖漫筆》，一開頭竟這樣寫道：“平生最喜遊山逛水。這幾年來，很改了不少閑情逸致，隻在這山水上頭，卻還依舊……一到這些名山大川，總會有一種奇怪的力量震蕩著我，幾乎忍不住要呼喚起來：‘這是我偉大的，親愛的祖國——’……”對於這種“開篇”方式，今天的年輕人或許不能習慣。怎麼作家寫東西，一上來就先檢討自己的“閑情逸致”？再有，麵對大好山水，“這是我偉大的、親愛的祖國——”式樣的感慨，是否又顯得“直奔主題”了？當然，我還依稀知道一點50年代強調思想改造的情況，也影影綽綽能夠理解上一輩人對於昔日故土淪喪、民不聊生的痛心疾首。後來見到宗璞問及此事，她坦然回答：“是的，那個時候我們都無比真誠……”
再讀她的小說《南渡記》，寫“七七事變”中的北平。她寫到在什刹海和地安門之間有一個建築極其精良的大宅院，主人公一家在“七七”那天正好借住於此。正是在那一個夜晚，日軍由蘆溝橋開始攻打宛平縣，次日北平的城門也關了，小說的主人公就滯留在這個大宅院中，開始了度日如年、卻又刻骨銘心的若幹天。在這若幹天中，日軍步步為營，攻占了廊坊，兩位著名的國軍將領佟麟閣和趙登禹也壯烈陣亡，但民氣民心卻十分高漲，在7月28日黃昏收複了通州和豐台。然而就在當天夜裏，就在北平民眾企盼一舉收複廊坊的熱切懸望當中，小說主人公卻在這個大宅院中聽到了一種嘈雜的足音。“他忽然醒了。定了定神，分辨出是車馬和腳步聲，從南麵傳來。他起身出房到西牆下細聽，沉重的腳步聲似乎就在牆外。腳步聲整齊而有節奏，每一下都像是重槌敲在北平的土地上——像是過隊伍？……‘從東向西！’他遲疑了，這樣整齊的腳步聲，怎麼從東向西？……月光溶溶地流瀉，花叢中什麼東西呼喇一下。在沉重的腳步聲中，忽然響起一陣孩子的哭聲，聲嘶力竭的任性哭聲，尖銳地刺著黑夜。一時哭聲漸弱，遠處轔轔車聲和腳步聲越來越急促，像潮水轟鳴，在擁抱著人們入睡的寂靜的黑夜裏散天，震動著凝聚著中華文化的北平的土地……”
我受到強烈的震撼。上了些年紀的人都不言自明，這是當時的國軍在奉命撤退，這種足音不是個人行為，而是集體地被烙印進中國曆史恥辱的篇章中。這部小說並沒有正麵表現抗戰，沒有寫到戰爭第一線上的可歌可泣，作者僅僅是用了這一足音，便形象地寫出那個曆史關頭給予老百姓心靈的重創。我計算了一下宗璞的年齡——她在1937隻有9歲，9歲就聽到這個足音？我後來見她，又追問起這個細節。她毫無驚訝，“這是我父親親口告訴我的。”
就在這一刹，我驀然懂得了遺像上的馮老先生，那熾熱留連的眼光，那觸目驚心的老人斑，那種似乎隻有燙漆才可以體現的滄桑感……同樣就在這一刹那，我明白了是這一個恥辱足音的出現，才引發了後來那一係列足以讓人驕傲的足音。中國曆史上充滿了兩種足音的混合，於是造成中國民族真正的滄桑，這都是實實在在的曆史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