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這位青年演員主動找到袁先生，把自己心中的惶惑講了出來。因為這折戲在巡回中還要演出，害怕再因恐懼而忘詞兒。袁先生聽說，一點兒沒有笑話的意思，而是認真想了又想，這才緩緩說道：“這麼吧，咱們把舞台調度變一變。你不要在幕後唱[導板]了，讓人馬都出來擋住下場門，你在旗子遮掩下也悄悄出來。咱倆先不照麵，我在上場門的台口站著，你在旗子遮掩的下場門唱你的[導板]，相信一定能奔下‘好兒’來。這樣一來，你的信心就足了。然後起鑼鼓點，旗子撤去，把你給‘亮’出來，咱倆再對眼神——我呢，當然是該怎麼做戲怎麼做戲，你總不能要求我‘撤勁兒’吧；但是，你可以借助撤旗子、亮相的這股‘亂勁兒’增加鎮定，相信觀眾也不會發覺什麼……”據說後來按這種調度演出時，青年關公的自我感覺就好多了。
京劇觀眾有些特殊，看戲時常常把演員放在角色之上。看《華容道》，就經常以微笑的態度去欣賞這位“一世奸雄”。尤其是當年事已高的袁世海出台之際，觀眾就會想起一連串曾經與他同台的著名“關公”——從周信芳、李洪春、林樹森直到李萬春、高盛麟、李少春……我這樣猜想：袁世海最初登台時，必定也“怕”過那些“資深”關公；到後來，就覺得漸漸稱心放手、工力悉敵；等到後來輪到他開始在舞台上“帶後生”時，新一代的關公又怎能不“怕”自己這個“資深”曹操呢？就像這一場的“對眼光”，你青年演員盡管力氣再足，勁頭再大，又怎能禁得住曹操那眯縫著的一瞥？
荀宅花樹
在荀慧生夫人張偉君生命的最後兩年，鬼使神差使我走進了荀宅。她並不顯得太老，是荀之續弦。她態度上格外親切，大約是見到了我寫的連載文章《梅宅新事》、《程宅新事》和《尚宅新事》，希望照樣兒也寫一寫荀宅，同時反反複複拿出荀的日記，大有想讓我幫助整理的意思。感情可感，但我素來對正史缺乏興趣，於是專門和她聊起“閑篇兒”。
張偉君愛養花，荀慧生則愛種樹。對於花、樹之別，荀曾有一番議論：“花開人人喜，難有百日紅。老舍年年送我名貴菊花，如‘醉楊妃’、‘千絲連’，我當然也愛看；可是等花耷拉腦袋的時候，我心裏就不舒坦了。到那會兒，扔掉要心疼；讓它萎靡不振地戳在庭院中，我又難受。種樹則不同，不但開花，還能結果。即使秋來葉落，卻不給人以悲秋之感，想象明春又必是枝葉崢嶸……”
荀慧生喜歡植樹管樹，這已成為他饒有興味的一項家務勞動。他先後手植了梨、柿、棗、杏、李、山楂、蘋果和海棠，共四五十株果樹。打旁杈、噴治蟲藥、灌水施肥，樣樣親自動手。各種勞動工具擦拭得一塵不染，在小廂房中排列有序。荀不光植樹美化自己的庭院，還樂於為他人植樹。他見到張君秋院中少樹，就從護國寺廟會上精心選購了一株，親自運到張宅，並看準地方種下。荀為種樹流下了大量汗水，果實卻喜贈他人，這大約是從祖輩農民那裏繼承下的優良習慣。荀宅的棗子質細味甜，每年收獲下來，總要一筐一籃，分贈給梅宅、田漢、老舍、歐陽予倩等人。荀宅正院有柿樹數株，結下果實從來不摘，紅通通地背襯著晴空煞是好看。值“三九”嚴寒來客，荀隻要豎起一個指頭，家人立即會意，緣梯用竹竿“梆”下一枚鐵砣般的凍柿子。先用涼水“拔”上片時，再洗淨拭幹，置於青瓷碗碟之中，最後請客人用小銅勺就著冰碴兒舀這“一兜蜜”。
荀雖如此嗜樹，亦非一概棄花。荀宅少的是芽嬌芽嫩蕊，卻遍植一種無多索取、卻多贈與的好花——玉簪，老北京稱之為“玉簪棒兒”。其花喜陰，無論南房前還是樹陰下，隨手植上一株，便能健健旺旺長起來，入秋後也無須移入暖房，它就在露天地裏抗嚴寒禦冰雪。待到來歲春回大地，玉簪已非一株，而是一撲籠、一片了。且荀宅之玉簪還有一奇：繁茂無比，高與胸齊。故而無論正院簷前、還是花園牆下，玉簪一例密密麻麻。每當開花季節，荀、張午憩之後，常攜籃去至前庭後院，采滿籃後除留少許置於書房臥室，多數或贈老舍，或饋安娥——她是田漢之妻，最喜此物。
荀對花、樹的態度有別，與其處世的哲理思想不無關係。他欣賞老戲《胭脂虎》中的幾句戲詞：“飲酒莫覺醉，愛花休上頭。為人若知趣，到處總風流。”他以之自警，也常曉喻家人：“愛什麼幹什麼，都得鬧明白為什麼，還得有節製。否則惹人討厭不說，還會招惹是非，弄不好就會身敗名裂。”
1966年8月23日，首都文化界二三百位名人在太廟受辱——將京劇戲衣集堆點燃，再令名人們麵火而跪，紅衛兵則高舉皮帶及戲台上的刀槍，肆意抽打其背。荀受辱歸來，背上血汙一片，碎成絲縷的襯衣難揭難脫。荀止住妻女泣涕，謂曰：“每當小將棍棒將下未下之際，我都運氣以對，皮肉雖傷，內髒無礙。獨憐老舍一介文人，體弱心剛偏又受辱最重，我怕他一時想不開……”（果然，老舍次日便去太平湖自沉。）荀說畢黯然神傷，偶一回首，見東窗外新植之小桃樹，也被日前抄家的小將折斷主幹。長歎一聲，半晌無語。荀最後叮囑令萊：“去找一些小布條，和著泥水將折斷處接好纏緊，或許還能活轉。”
桃樹活了，荀卻在1968年底去世。次春三月，一場罕見的冰雹，夾著風刀雨劍砸將下來。院中那株小海棠，枝葉雖傷，但很快複蘇，當年還結了果。而同遭厄運的許多老樹，卻從此一蹶不振。偉君睹此心中感慨：“小樹如年輕人，還能“扛”住災難活過來；老樹則似慧生，一去而不複返……”如今，正院僅存樹五株——三棗二柿，偉君遵照當年做法，每秋都將果實分贈荀門弟子及梨園友善。她已無閑情養花，唯獨玉簪例外。這玉簪在“文革”中也曾掃地出門，然而移至他處，或死或萎。後有不忍心者，將病殘玉簪悄悄送還荀宅，偉君喜接，重植階下，未曾經意照拂，便於無聲無息中還陽轉旺，蔚然爛漫。偉君逝後，荀宅一鎖封門，準備籌建“荀慧生故居”。正院平時空空蕩蕩，但玉簪在四個花畦之中，依然鬱鬱蔥蔥、青翠可人。每當花發之日，總有荀宅後人開鎖而入，將一捧花朵並幾枝綠葉，一同供奉於正室慧生遺像之下。
初闖津門
天津，是我小時候經常聽說的城市。解放戰爭時期，父親當天津《大公報》駐北平的辦事處主任，每周跑天津兩三天，但從沒帶我去過。北平解放那年，他的共產黨員身分公開了，他從豐台走路進了天津，成為我黨接管天津《大公報》的代表。1967年我從新疆回北京探親，住了不到半年，北京就轟外地人，可新疆的武鬥正凶。沒辦法，我經由天津到南中國躲避了一年半。第一站路經天津，在父母老友張高鋒家住過幾天。此後就再沒到過天津。等到80年代前朝，當李世濟、馮誌孝、李光聯袂赴天津公演之際，院領導找我談話，問我願不願意隨行做一些宣傳報道工作。
我一口答應下來，但心裏也打起小算盤。因為這時的我，名分上是劇院的編劇，也已經隨同範老給世濟改編了《碧玉簪》；但我的另一種潛能引起劇院領導和李世濟的關注，那就是我的筆頭活泛，經常有文章見諸報端，這也包括天津的日報和晚報。最早，是天津的記者到北京請我父親寫稿。遇到我，順便客氣兩句，請我“也”給他們“寫點兒”。沒想到我“就梯兒上”，加之天津讀者對北京梨園掌故特感興趣，所以我這一寫就一發而不可收。此時我相信任務好完成，但就是盤算一條：我到了天津住哪兒？
您一定很奇怪，哪兒不能住呢？不，這兒的“住”代表劇團對你的重視程度，是你人生價值的一種體現。後來到了天津，世濟夫婦被天津市府安排住進了高規格的“第一飯店”，費用由市府掏。馮誌孝和李光住進了條件還“可以”的“皇宮飯店”，費用由劇團掏。其他演員則住劇場後台。由於馮、李是在不同日子輪流演出，兩人起居時間不一樣，隻能各住一屋。但房間又都是可以住兩人的標準間，這豈不浪費？於是劇團在征得誌孝同意後，把我安排進他的一間，劇團的一位領導則和李光住另一間。另外，劇團對團中演員解釋我“是客，還得利用安靜環境寫稿子”，但私下囑咐我遇到誌孝有戲時，下午不妨出去避一避，讓他“午睡足了，晚上唱戲好有精神”。
把“住”的問題落實了，別的事兒就好說。我到天津一住下，就向朋友借了輛破自行車，每每寫了稿子就騎車去報社送稿。不光自己寫，我還發動了天津老資格的吳同賓先生，又結識了後來成為密友的魏子晨和劉連群。我嫌天津能發文章的陣地少，劉、魏又張羅著為我打開一些新的陣地。總之工作做得極好，在20多天的演出中，一共發了30多篇文章，其中包括我自己寫的15篇稿子。
我發現了一個大奧秘：唱戲和吃飯分不開，唱戲經常需要依靠吃飯，吃飯中時常也包含著唱戲。主演沒戲時，經常被當地人請去吃飯。當地人包括各方麵的領導，也包括主演私人的朋友。每逢被請，主演都願意拉我作陪。主要看重我這支筆，希望和我保持長期聯係。當地人也自來熟，一見麵就喊起“徐爺”——還是吆喝著喊出的！麵對一聲聲的“徐爺”，我繃不住了，也隻得“張爺、李爺”地回敬不停。當地人立刻交頭接耳：“徐爺好，是這裏事兒！”主演也挺高興，“城北適應得還挺快！”
一次武戲演員演出中受了傷，我正巧在一位新結識的骨科大夫家吃飯。劇團後台把電話打進他家，二話沒說，他抄起藥葙子跟我一塊騎車直奔後台。他誰都認識，一路點頭，也一路打著“哈哈”。受傷的演員和他也熟，原來演員的父輩跟他爸就熟。他爸給尚小雲、侯喜瑞、李萬春治過摔傷，他則給今天的武戲演員解決危難。後來，我在他的診室裏，發現牆上懸掛著兩代名伶贈送的字畫——在天津地麵上，這東西比錦旗更帶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