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這次寫完文章、又把三十多年前的那封信拿給他看時，他久久無言，半晌才講：“看來，當初我寫這封信，還是挺認真的……”隨手又從書架上拿出這本《求凰集》，內含《鳳求凰》、《三打陶三春》和《紅娘子》三個劇本，1980年中國戲劇出版社第一版，曹禺先生序，曹辛之先生封麵設計。
曆史有時是捉弄人的，但歸根到底，又是給勤勉的人以好的結果。
我即說道：“您當年——認真，結果就帶出我的認真。直到今天，我依然是認真的……”
他想了想，微笑了。
我為自己的這番話，也微笑了。
《鐵簫人語》
作者宗璞。我認識她很晚，但我家和她家很有一些讓我頗為看重的“關係”。她老爺子太有名了，是哲學的一代宗師馮友蘭。我父親徐盈，也忝列解放前的名記者之一，和馮結識的時間很早。從年紀上講，屬半師半友，馮老年長我父親17歲。我父親解放前是時常去馮宅“走動”的，並成為經常報道馮先生學術活動的記者之一。解放後，我父親根據黨的安排改行從政，在政務院宗教事物管理局當了一名副職領導。恰好這時宗璞大學畢業，分配到宗教局，在我父親手下幹了幾年，我父親比她又年長16歲。不久，我父親在從政的路上跌了跟鬥，她父親後來的日子也不太平，兩家失去了“聯係”。大約又過了20年，“文革”終於結束，我妻子受上海《新民晚報》之約，準備開一個《北大十教授》的專欄。一算，這“十教授”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我父母的朋友——有了這一層“關係”，采訪變得容易起來。我陪妻子來到馮宅，接待我們的自然就是“大管家”宗璞了。一別多年，又一見如故。那層牢固的窗戶紙終於被捅破，於是說話時親切，沉默時也隨意。一算年紀，宗璞也大我16歲。我這人臉皮厚，以後在創作中有了問題，就一定去北大的燕南園請教，甚至連上高中的女兒以後是“學文”還是“學理”，也請宗璞表示意見。
人世有時就是這麼巧妙，兩個家庭的後代又會產生新的、屬於“自己那一代”的聯係。而且這兩個家庭前後輩之間的年齡差，都在30歲以上。這使得兩個家庭的後代“參差”的年齡，也以十六、七歲的間隔“錯落”著發展。和今天的非文化階層相比，這年齡顯然要“大”許多。我談這做什麼？當然這屬於閑話一段，可聯係到我們目前被動執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恐怕不是沒有意義的。人類的上一輩和下一輩，年齡應該差多少才好？應該承認，差30歲左右是適宜的，差得相對多一些，長輩才能從容，小輩也才有時間在文化上得到進步。如果像某些農村在非常時期那樣，青年有的十六七歲就有了後代，並且孩子“一個跟一個”，那日子就慘了，國家也要被拖累得步履沉重了。
話題還轉到讀宗璞的書上。我早就知道有這麼位女作家，但在不認識她的“人”時，她的文章就“遙遠”，我就讀不“進去”。現在認識了她的“人”，再讀書也就容易了。
我不是研究散文的，但敢把她的散文概括成兩大主題，一是父親，二是燕園。
為了父親《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寫作，她推後（甚至是暫時放棄）自己的長篇小說的寫作。這實在有些殘酷。當然，父親是傑出的，他能在80歲後奮起，重新起筆寫作新書，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特例。作為女兒，當然應該支持。但從另一方麵考慮，宗璞也是獨特而不能小覷的，她的小說同樣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同樣也應當抓緊。但經過左右權衡，宗璞還是毅然采取了第一種態度。像《鐵簫人語》當中的第一輯散文（《心的囑托》、《三鬆堂斷憶》、《三鬆堂歲暮二三事》、《花朝節的紀念》、《哭小弟》等），都是寫家庭成員的感情的。我不知道別人的觀感如何，反正我讀了之後是非常感動的，並且把這種感情直接掛鉤在和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相關聯的高度之上。
再一個，就是關於燕園。像集中的《我愛燕園》、《燕園石尋》、《燕園樹尋》、《燕園碑尋》、《燕園墓尋》和《燕園橋尋》。橫向上成係列，縱向上貫穿宗璞的一生。對比到我，當初家庭倒黴我跟著挨折騰，沒有機會進入北大學習；但如今再看這些文章，反倒越發激起對於燕園的熱愛。恰巧，有一年我幫助北京電視台策劃了一個節目，其中有一題就是《從燕園看梨園》，要從宗璞寫起。我事先認真寫了電視腳本，給宗璞看了（她還少許做了改動），電視台也通過了。在拍攝的時候天很冷，但宗璞懷著一腔熱情參與。她是被采訪的對象，我是節目中的主持人。我們在燕園中走了一處又一處，她說了一番又一番。拍完之後，她深深吐了口氣，仿佛完成了一件心事。可到了播放那天（那一刻），原定的上下集被合並成一集，宗璞的許多“台詞”被刪節。我當時就打電話給電視台的小導演，問是怎麼回事兒。回答是“主任嫌長了”。我無可奈何，隻要求他保存下原始帶，千萬不要“洗”掉。第二天宗璞也來了電話，沒直接談電視節目，隻要我和電視台說一聲，把原始帶保存下來。又過了一星期，當我見到小導演再度提到原始帶時，隻聽他“唉呦”一聲：“我昨天還問到這盤帶子呢，結果被別的導演當成廢帶子給‘洗’了……”
這件事對我的打擊之大，或許不亞於宗璞。我不記得後來怎麼把這件事兒告訴宗璞的，但記得宗璞沒發脾氣，以後也再沒問過。其實，沒發脾氣比發了脾氣還厲害，更讓我無法檢討自己的失誤。但我從這件事之後，對參與電視節目的熱情就忽地冷落下去。我漸漸認識到，書本文化和電視文化“各是各”，其間是很難交流。這話或許絕對了些，但至少目前是這樣。
這一兩年，每次見到宗璞時，都有一種“欠賬”的感覺。我總在等待時機的到來——希望有機會重新以宗璞的角度，把燕園再拍一遍。由於搬家，我離燕園更遠了，但我時常還是向著燕園所在的西北方向默禱：“宗璞先生！您要保護好身體，等我再進燕園找您之際。您可一定要有出外走動的體力啊！”
《八，十自省》
蕭乾伯伯送我們夫妻許多書，每本都是當時就看了的。但這本《八，十自省》卻在其中起著一個“分水嶺”的作用。我們在讀的當時就想：蕭伯伯怎麼越老越有性格魅力了呢？怎麼越老越慈祥了呢？
最近這兩年，他一直住在醫院裏，偶然出來幾天，馬上又得回去。我父母一輩的朋友每談到此，都歎息著說：“蕭乾呀，看來是離不開醫院了。”不久前，範用先生有事要找蕭老，並且有車，他在去之前一再聲明：“我隻是到一到，放下東西就走。”我想，“這正好。我就跟了去，一句話也不說，等於也‘看’了蕭伯伯兩口子。”等到了那兒，見挺小的一個單間，文潔若在門道裏搭了個鋪，卻在放電視的台子上布置出一個書桌。此外，窗台上、椅子上，以及一切向上的平麵上，幾乎都被置放了文稿。這老兩口哪兒是在住院呢？簡直可以這麼說，老兩口隻把有病的身體交給醫院——到時候您盡管檢查處置，別的時間請務必不要幹擾，我倆就在文章事業上做最後的拚搏啦！範用先生說到做到，幾句話說完了就告辭，他二位相送到樓梯口。我隨行一路，心想中國知識分子真是可敬可愛！蕭乾伯伯，大概到現在也沒有第三代，對此他以前在文章中說過——自己的孩子都不想要孩子，自己毫無辦法。如果如今能有一個他們的孫子、外孫子在病房中叫一聲甚至哭一聲，老兩口該是多麼美好的心境呀！在這之後又有半年多，我還一直沒能找到再去看他們的途徑……
我認識蕭伯伯很早。可惜他能記得幼年的我，我卻不能記起中年直至壯年的他。我能記起他時，他已成了“老頭兒”。那時臨近“文革”，我已經“二十郎當歲”，父輩們也開始消閑下來，經常互相串門兒。蕭不時來我家，父親也常去看他。他每次來，總和我父親坐在房間一角嘀咕不停，他總是從衣兜裏掏出個小瓶兒，從中磕出點粉末，然後往鼻子底下一抹，再用勁那麼一吸！
“髒兮兮的！”——母親在一邊自言自語。母親喜歡帶“洋派”的錢端升抽雪茄的樣子，喜歡他走路使文明棍在地上“篤篤”敲著，不喜歡這帶“土味兒”的抽鼻煙。
有時，我作為父母的“特使”，騎車到東城他家送一點東西（經常是市麵上買不到的吃食，也未必好，隻不過是自己親手做的，顯現一種老北京住同院的情誼罷了）。他家可真慘，是把一間“門洞”封死了，和旁邊挨著的一間連成“裏外間”。不久，我遠離北京到新疆去了，京城的一切全淡漠了。
“文革”後我重新回到北京，蕭早已脫離了“門洞”，境遇較前大為改觀。先是在天壇公園附近安排了三居室，後又遷移到複興門外的四居室。
他和我父母都上了年紀，更因為各自都有需要抓緊幹的“正經事兒”，來往便稀少起來。但是，他對我們小夫婦一直是特別關心。我父母在世時，他就直接送書給我們——知道隻有我們會認真看，但也不忘在扉頁上問候我父母一聲。我父母不在世了，他依然送書給我們。有時還會有意無意“點撥”一下。記得有一次在他家，他捧著我送去的新作，不是“一般的”誇好，而是用眼睛盯了我好久：“我注意你這兩年的辦法了——有縱也有橫。縱是你的京劇研究，橫是散文、雜文什麼都來。氣候好時你橫向出擊，氣候不好就專心致誌研究學術……”
還有一次，在政協禮堂的電梯中相遇，我妻子抓住機會向他約稿，他滿口答應。本來我們已離開電梯，他又把我叫住，悄悄說道：“我現在以主要精力寫長東西，但同時也留意把長東西分割成短的，去應付各方麵的投稿。你不妨也試試……”
我發現，越是他老來的書，時常有文辭樸素的獨白。要是早先，我喜歡讀華麗優美的文字，希望有詩的境界。然而當我進入中年後，也慢慢喜歡他一個人兒在那兒用老北京的土話嘮叨。比如《八十自省》中的這一段兒：“曆盡滄桑後，懂得了人的際遇隨時可以顛倒過來。因而一方麵對事物不輕率發表意見（有時甚至在家務瑣事上，潔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兩可），但另一方麵，自己也不會為一時享受的殊榮而得意忘形。”
對，我從調回北京之後大體順利，也需要隨時戒驕戒躁，謙虛謹慎。
“‘文革’期間當周圍的紅色海洋幾乎把我們淹沒，除了那本小紅書什麼也不許看時，我們督促孩子畫中外曆史年表和世界地圖，啟發他們對大小環境的認識。”
實在想得長遠。我聯想到自己在“文革”中被迫漫遊全國的經曆——剛從新疆回北京探親，可北京卻轟外地人回原地“抓革命、促生產”，而此時新疆武鬥正在升級。於是，我便帶著一本中國地圖冊離開北京，到祖國生疏的山水之中東奔西走……
“那公廁是一溜五個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輪的，看自行車的，就是瓦匠木工，還有北京飛機場的一位機械工。蹲在那裏聽他們聊起來可熱鬧啦，有家長裏短，有工作上的苦惱，有時也對‘文革’發發議論——其中有些還十分精辟。”
我在“文革”前後一共在新疆和河北滯留了十五年，艱難困苦也真受了不少。但這作為一種人生體驗，至今想起來還讓我回味不止。尤其是在年紀較大之後，對於當年的一些人和事，都越來越思念起來。我看到蕭乾夫婦相扶相攜一道回故居的照片，我其實也很願意和妻女一起重新回新疆或河北走走。
“倘若我沒從1949年就被打入冷宮，而也成了紅人，想必也會奉命寫下不少捧這個批那個、歌頌三麵紅旗等使自己今天看了都會臉紅的貨色。在這方麵，我是幸運的。”
我作晚輩也有同樣的感覺——如果沒有1957年的大變化，如果父母不在那個時候被“打”下去，我後來的命運肯定是“一帆風順”的。我不會遠走新疆，我不會苦受折磨，當類似“文革”的運動興起時，我難道不會成為“聯動”那種政治團體的成員麼？同時在精神上，我隻能順風順水，不能受一點的委屈，稍有不如意的事情，便可能胸中萌生惡氣。站在人類曆史的高度俯瞰，因為有了家庭的委屈，才有了我個人生活和工作的曲折，才有了我向前向上奮鬥的決心，才有了我作為一個曆史促進派的存在。假使沒有那個1957年，我個人（以及與之相關的一批人）到底是朝好的方向發展，還是朝壞的方向發展，其實都還很難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