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子最後，按導演的設想，是讓我在鏡頭前收拾箱子——如何放進替換衣服，如何放進幾本要送人的新書；同時，我在書櫃麵前踟躇片刻，又抽出兩本精裝厚書——一是葉聖陶的，一是費孝通的。“電視拍到此處，導演高叫“停”，說這裏需要加一句解說詞：“因為徐先生此行要去蘇州的外圍——吳江、同裏、昆山……，所以正好研究一下葉聖陶和費孝通。”
片子的最後，我就提著箱子，在家門口打了一輛“夏利”。電視鏡頭就跟著這部“夏利”，看它如何上了立交橋，如何彙入首都車水馬龍的滾滾洪流。
電視片中可以“演”，實際生活中則是不能“演”的。
策劃叢書
從去年到今年，我有好幾本書是參加了叢書，先是參加別人編的，隨後我也嚐試策劃起來。都出版了，反響也還行。
參加叢書非自今年始，但往昔出版社多“摳門兒”，寄樣書隻寄作者的那本，其他人的概不贈送。我也不計較，知道自己是被“搭”進叢書的，就沒厚臉皮朝出版社要。今年則不同，出版社“大方”了，除了寄作者的書外，還把同套的各寄一本。
眼界和心情頓變。接到“整套”的叢書，免不了要從整體上摩挲一番。比比封麵，看看裝幀，翻翻目錄，再查查印數。晚間臨睡，也總是要拿一本到枕邊，隨意翻閱。實在困了，就關燈。說來也奇，但凡是好的文章，時常會重現在夢境，當然，人物和故事都會變形。醒來再想，一邊尋思一邊還把自己的審美情趣和筆力“擱進去”給予評判。這一來，就增加了對參加同套叢書的作者的了解和敬佩。尤其是看那些熟識的人的文章，總是格外親切，見文如見其麵，可以用文去印證他的人，也可以用人去印證他的文。遇到還不認識的作者，便根據其文章揣測他的種種，增加了相識的欲望。
多參加幾回叢書，往往比出門開筆會還要有實效和有滋味。不再是孤立的寫作了，自己也成為這個世界作者隊伍中的一員，也發現反映這個世界時，竟然會有這麼多的角度和筆法。“多元”的社會和“多元”的寫法，實在讓人陶醉。
以往，策劃叢書往往是出版社的事兒。如今我接手“弄”了兩三回，覺得寫書的人隻要有空，都不妨試試。因為由作者插手，和自己關門寫作有同有異。首先在構思上就需要“大”，不能光想自己的一本，一想就得是“一整套”——整體立意如何？是否有別的出版社捷足先登？在叢書的總名稱上一定要有創見，並且要能寬鬆地涵蓋住叢書中的每一本。想準了這一點，然後和有關的出版社接洽，爭取“立項”。再後，是在自己熟識的圈子裏物色作者，並需要再次得到出版社的認可。等這一切都做完，就該找作者去談了。這當中又要分成幾種情形——對前輩，態度要委婉；對同輩，態度要明確；前提是對自己要“苛刻”，至少希望當叢書問世之後，使外界對自己的這本不產生“搭”的印象。
我覺得，寫書的人參與策劃叢書，首先是對自己的檢驗和錘煉。眼光需要放大，要放大到他人，更要放大到文化市場，還要學會適應出版流程中的各個環節。一旦“弄”上幾回叢書，就有可能在一個大環境中使自己長“大”。“弄”過了叢書再寫自己的單本，可能就會舉重若輕，跟“玩兒”似的。
作為寫書的人，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能“獨立作戰”，在獨特領域中寫出獨特的精度。有了這一點，再橫向上“打開”，也就是觀察與自己同時代的人都在幹什麼，然後和某些相近者結成“統一戰線”，“弄”一回叢書，並且形成批量性的優勢。這樣“弄”上幾回之後，再回到自己獨特領域去“獨立作戰”，也肯定會超出初出茅廬時的水平。
策劃叢書的實質，是不妨先策劃好你自己究竟如何“為人”。究竟有多大本事？究竟能變出幾種合情合理的麵孔？這些，也都得在策劃的實施過程中才能知道。現在出現了一種專職策劃的新行業，挺火也挺掙錢。但我覺得，過分沉迷其中似也不妥。一個隻要是能寫的人，似乎還應該以“自己的寫”為主，因為同一個“寫”字，其中也不拘一格——可以是作家、學者或記者……倘使你能把這三樣集中一身，同時再兼搞一點策劃，豈不比天橋把式（光說不練）的純策劃要更好？
崇拜馬家軍
之所以用這個題目，是因為我偶然發現，馬俊仁與焦菊隱——這兩個貌似風馬牛不相幹的人物，是有其內在聯係的。換言之，他倆在精神上（應該）是相通的。馬俊仁曾風靡一時，情況無須介紹；當然如果真要介紹，又會發覺很難；焦菊隱比老馬大40歲，一解放時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總導演，《龍須溝》、《駱駝祥子》、《蔡文姬》、《武則天》、《茶館》都是由他執導出來的，他生前創造出“焦菊隱戲劇學派”，他和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前院長黃佐臨被話劇界尊為“南黃北焦”……
為什麼把他倆扯到一起？我發現他二人確有重大的相似之處。曾見文章講，馬俊仁有恢複疲勞的秘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吃鱉，馬也不否認，順水推舟就把秘方賣給感興趣的企業集團；還有文章講，馬經常把隊伍拉到高原訓練是一手絕招，馬也不否認，但如何在高原訓練他卻隻字不提……我在眾多報道當中，特別注意到有這麼一段話：“他曾經去水庫、河汊看水中的遊魚，爬高嶺看馬拉車、驢拽套；電視中播送‘動物世界’，他更是不眨眼地往電視裏盯，看什麼是鳥飛、鹿奔、虎跳、豹騰……表麵上看，他的藝術家氣質過重，他‘不科學’，甚至是‘走火入魔’了。但事實是：他從這種藝術家眼中的熱鬧當中，找到了（田徑教練員的）門道。他終於說出了一番可能被認為是‘戲言’的真知灼見：‘中長跑運動員得學鴕鳥、羚羊，短跑運動員得學獵豹。’言論如此，行動更是如此。他走進生活的現實世界尋找運動員時，是睜大了那尋找獵物般的眼睛，參照‘優秀飛禽走獸’的標準，到處尋覓那種腹部小、腰杆子細、胯關節窄的農村人……”
這段話說明什麼？說明了馬俊仁的與眾不同，說明了他在東方智慧方麵的獨具慧眼。他從客觀外界中尋找某些氣質最接近（或最勝於）田徑運動員的動物，仔細“看”它們，然後想它們，研究人（運動員）如何才能“像”它們，最後再確定一整套“練”的思路和方法——等到這一切都完成時，訓練成績也就“有”了。看來，這是一個“四部曲”——看、像、練、有。
非常恰巧，那段時間我正在溫習焦菊隱先生關於話劇表演民族化問題的論述。焦先生把話劇人物的過程概括為以下四個部分：“生活——心象——形體自我感覺——形象”。具體說，就是首先要下到生活之中，對類似於自己要扮演的人物，進行仔細觀察；然後回來，逐步樹立力求準確的心象；再往後，就在具體的排演過程中，一點點去迫近所扮演的人物；最後，人物的形象終於確立於舞台，成功了，一切全都“有”了。焦先生是我國話劇界一位十分重視從民族傳統中汲取營養的導演藝術大師，他這裏所提出的“四部曲”，和馬俊仁訓練隊員的“看?像?練?有”何其相似乃爾！應該說，他二人的見解和實踐是與東方智慧“暗合”了的。馬俊仁固然絕招很多，但這一點才是他眾多經驗中的核心。
根據以上對比，我真想大呼一聲：請珍惜馬俊仁吧！他雖然不太像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尤其不像焦先生那樣的“大知識分子”；但他在思路的選定和實踐的操作上，卻遠遠勝過我們這些普通的知識分子！他或許有缺點和毛病，或許從“書本文化”上還有許多欠缺，但他絕對是百年不遇的“異人”，隻要扶植得法，他完全有可能成為開創一代體育訓練新思路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