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是一個了不起的劇院，他們在焦先生逝世後做了許多補救工作，出版了焦先生的文集，更把研究焦先生學術思想的心得，落實到劇院日常的排演活動當中。對於目前處在困境中的老馬，給他一個從容工作的環境，應該算是最低程度的支持。相信他那一整套東西一旦落實之後，會在體育競賽當中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的。當然作為老馬，也應該回報人們的珍惜，並以新的工作成果，讓人們用新的眼光來看自己。
瀏覽世界杯
就在寫這篇文章時，世界杯已近尾聲，再有兩三天，新的世界冠軍即將“出世”。
我從小學就看球，是在北京隻有先農壇足球場的時候開始看足球的。所以在十餘年前，在一次由利生體育用品商店召集的球迷座談會上，我當麵對參加此會的張俊秀（當年我國足球隊的門將）說：“我是看著你們踢球長大的，或者說，我和你們是“前後腳”長大的。我崇拜你們，也懷念當年看你們踢球的歲月。也許今天球員在技術、體能上超過了你們，但你們更像京劇中的“角兒”——大方、大度、大氣，有風度，有氣魄，更讓人惦念……”我說這話時，在場的蘇叔陽一再點頭。看到蘇叔陽點頭，旁邊的薑昆也不斷點頭。其實，薑昆年紀小我們幾歲，他未必理解得了。
高中之後，我遠離了足球。我開始掙紮、奔波在自己的生命線上。幾十年過去，好容易社會趨向安定，足球運動在這時才以一種新姿進入到新一代球迷的視野中。以後，便自然而然湧現出今天的種種足球現象。
我作為一名“過來人”，對今天的足球行為和足球現象，在許多地方保持著不盡相同的看法。具體說有三。
第一，我已成年，在自身業務中也已“成年”。我活著不是為了足球在中國的複興，我關注足球隻是作為業餘時間的消遣。當然也有奢望，希望從足球比賽和訓練中捕捉到對振興京劇的啟迪。因此我認為，開展足球運動的最終目的，不僅是希望本國足球隊能得到多高的名次，而恰恰需要盡可能多的球迷，從關注中得到對於自身專業的有益啟發，從而促使各行各業全上去，國家也因此而富強起來。基於這個論點，我不讚成“專業球迷”的種種行為，也不讚成“國運興，球運興”的提法。這提法一旦反過來——“球運興，國運興”就更不對。正確的提法隻能是“科教興，國運興”，但不宜是基地。
第二，我已嚴格肅清了“地方保護主義”。我不偏袒任何省市球隊，也不為北京的球隊叫好。我隻關心球藝自身，誰踢得好，我就給誰喝彩。當然在現階段的世界杯比賽中，當然是八分之一決賽之後的好看。每天晚上十點半鍾開始轉播，我隻堅持看半場，然後去睡覺。後半夜的比賽，我一次也沒爬起來看。因為在我心目中，看球不能耽誤我第二天工作的精氣神兒。我提倡遠看足球，為了完成遠看，又必須以高看足球與之結合。高看是站在曆史高度（整個人類史及其分類史——當然包括足球史）去俯瞰，所以真正的足球迷應該“功夫在球外”。在高看上先一步下了功夫，才可能到具體看球時實行遠看——既悠著勁兒，也不必每場都親臨現場去雞貓子喊叫；在家看電視就挺好，興許一眼掃過去，就瞄在了“點子”上。
第三，在長期關注之後，幾乎對黃種人參與足球運動失去信心。亞洲人盡管很努力，但似乎天生不是“這份兒料”。亞洲國家花這麼多金錢幹這個，真不如去提倡別的項目。當然，足球是世界性的大項目，同時是把勇敢拚搏和賞心悅目結合在一起的最高級的體育項目，放棄了也可惜。因為再努力，也難把乒乓球搞成世界級的人類大球。
總之，世界杯是一種狂歡節式的活動。西方國家慶祝狂歡節，每年一次。世界杯則四年一次，狂歡的勁頭就更高。但是作為普通人，特別是東方已然成年的普通人，犯不上跟著西方世界的足球流氓瞎折騰。瀟灑的態度應該是，讓西方球迷在運動場上盡情狂歡，我們則從電視機中盡情瀏覽這種狂歡，並從狂歡中汲取對我們有用的東西。這，就是我寫這篇《瀏覽世界杯》的目的。
年輕就有希望（靳飛書序）
認識靳飛多年，覺得他和我在很多地方頗為相像。
第一種相像，就是都喜好結識忘年交。“文革”結束，我由邊疆和基層回到北京，經常向滿肚子“雜貨鋪”的老伶工請益。這樣做，既是為了幹好我在梨園的那份兒工作，也和素來的興趣有關，於是慢慢的，我就和不少前輩結下不解之緣。靳飛呢，我一直說不清他在哪兒工作（或者，是說不清他打算這輩子究竟在哪些方麵幹“成”點什麼），於是也就說不清他結識忘年交的目的和實效。但他確實在這上頭比我“厲害”。這還有兩個特點。首先是克服年齡跨度極大帶來的困難。比如靳飛和張中行先生年齡相差50來歲，但居然能搞得很熟，靳飛甚至向朋友戲稱自己是“張辦主任”。當然從張先生那邊，對這個“小朋友”一直關愛備至，對此言也欣然默許。其次，與靳飛結下忘年交的老人，真是方麵極多，絕沒有局限在同一領域。靳飛不僅能把他們“一網打盡”，而且隨著時間延續，他和老人們的情誼也加深加厚。
第二種相像，可以叫做“吃裏爬外”。這詞兒是老北京的語言，曾多少帶有貶義。當初我在中國京劇院工作時，一些同事用它來譏諷我。意思無非是，認為我不是循規蹈矩、按部就班隨著老編劇“學手藝”，而是自我改行，搞起了京劇研究，不斷在藝術與文化間穿行往複。我聽了，笑笑，不急不惱，甚至覺得透過譏諷卻一言中的。後來我從旁觀察靳飛，覺得他在這方麵更勇敢，收效也更大。因為他相交的老人不在一個領域，所以要想使自己深入進去，首先就有一個擴充學識，以求和老人們從容談話的任務。然而他做到了，他從諸多老人處學到許多東西並給予“打通”，這從他近年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尤其是從他在本文集中的“跨國文章”中可以看出。
第三個相像，也可以說是“無中生有”。這個詞兒在過去又是貶義，但我要把它轉向褒義。昔日，朦朧感覺靳飛是個“社會活動家”；他到了日本之後，活動的範疇空前擴大，本來正好發揮他的這一性格優勢。果真他去到日本之後，就把昔日在國內的活動（即工作）方式挪到了那邊，結果同樣有效。他每次從日本回來，也利用旅途之便，也捎帶幹了一些“買空賣空”的藝術活動。結果又有三，一是“南北打通”，二是“上下打通”，三是“深淺打通”。他能根據自己的學識和人際關係，再考慮現實的某種需要，憑空設計出某項文化工程，然後再為這工程規定下完成步驟和戰略戰術。說“憑空”，是指不是官方給他下的指令性任務，如今他到了那邊，再沒有官方管他了；他所幹的一切，都是自己覺得“應該幹”和“可能幹”的。在其後的完成過程中，他信心百倍更左右逢源，往往成果超過了預期。他在這方麵的本領，實在比我們這些長期居留在一個行業和一個地域的人，強得太多太多。
靳飛還年輕，年輕就有希望，真正的道路也剛在他腳下開始，他是一個主動向生活闖路的人，他贏得了一般文化人很少能遇到的環境和機遇——正因為這一切，所以他的前途實在不可限量。當年他結婚，張中行先生曾有一個幽默的祝詞，希望他喜好無休止的“飛”的脾性，能因婚姻而有所收斂。確實，靳飛這些年一直是在無休止地“高飛遠飛”，並且確實“飛”出一般文化人所不太能得到的實績。但我也確實希望他能“時飛時停”，從而能小結一下，從文化上設法給自身定一下位，然後再確定下長任務和短目標，以有彈性的方式分期分批實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