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所言都是主觀瞎說，預祝靳飛在中日深層的傳統文化交流方麵，闖出一條新的老路，做出一番既轟轟烈烈又隨意安閑的功業。
我祝福靳飛。
增加正義感
這幾年，每當從電視或者報紙上，看到歹徒作惡而路人袖手旁觀的時刻，我總是由衷憤怒：人（——們）怎麼都變得如此無情寡義了呢？
最初，我隻是從心底質問路人（不相識的人）：你（—們）怎麼會這樣了呢？後來，我忽然想到自己——如果也遇到那種情況，難道就能奮身上前？——思之再三，也遲疑了。這反倒讓我害怕和深思起來。
如果五十年代，當我還是一名未曾入世的中學生，就憑頸上的紅領巾，我會撲上前的。我想我的同學，也都會這樣做。在當時的實際生活中，隻要有一個人衝過去，其他人立刻會蜂擁跟上，頓時就能製服歹徒。就客觀情況言，那時每個家庭子女尚多，兄弟姐妹好幾個，老人習慣以“老大”、“老二”、“老三”稱呼之。況且兄弟姐妹也由此被稱呼習慣，誰也覺得自己“沒什麼”，更不會以自己“為中心”。家庭如果因此而失去其中一個，家長也還能承受得起。現在則不一樣，每家都隻有“寶貝疙瘩”一個，一旦失去再無法彌補。同時“寶貝疙瘩”從小就習慣了別人為自己服務，自己無比地珍愛自身，一旦發生突然事變，無論家長還是自身，第一念頭都首先是避開為上，又何談自我犧牲呢？
再者，生活中本應成為表率的人，行動上往往適得其反。為了人民利益最應該衝在前邊的人，現在有了層層保衛，其安全和利益都得到最大的保障。遇到危難，有沒有高級幹部衝在前的呢？另外，當見義勇為之士為人民利益犧牲之後，社會對之的保障機製又如何呢？“走”了第一個，是否能夠保證又有第二個、第三個衝向前呢？
要用實際行為提倡弘揚生活中的正氣。需要身居高位的人以身做則。要尋找和宣傳這種例證。常見到這樣的公告：某某黨委委員（乃至常委、副書記），因貪汙腐化而開除黨籍。處分到此為止。要是普通老百姓，憑那罪證足可以判兒年刑。這樣做的原因，是否認為黨籍也可以代替刑罰？我想，越是受到教育培養多的人，一旦犯了錯誤，處罰反應該更重，原因是他辜負了教育培養，需要“退賠”。
如何防範和減少目前眾多的惡性犯罪？我曾經激怒過，甚至想到恢複昔日的酷刑和連坐之法。但後來覺得不行，根本的辦法是加強法製觀念，使更多的人既得到行動和思想的自由，同時也處在“回避禁區”的自我防範的狀態下。
在這裏我想貢獻三點想法。第一，要從對全民（首先是兒童少年）的教育抓起，強化傳統道德當中“人心向善”的一麵。第二，要把犯罪欲望遏止在搖籃階段，防止它向著犯罪行為迅速實施。第三，就是從領導做起，再遇到孔繁森式的幹部要重獎和破格提拔，行為相反的幹部要嚴懲不貸。當然，我們不是簡單恢複五十年代的社會風氣，在新時期如何弘揚生活中的正氣，似乎應該有一個長期計劃和分階段的治理方案。
您看，上邊寫的這些都不像是我的習慣語言，但沒辦法，現實社會讓人許多時候還得按照規範生活。因此當你尋求社會的保護時，也就自然要按照規範去思索去行動了。
回歸自然
這二年，電視節目中我最愛看的就是“人與自然”，趙忠祥主持的那個。
沒有人的大自然雖然簡陋，但蒼茫渾厚，其中蘊涵著在循環中前進的諸多機理與機製。後來這些機理、機製被人藐視和破壞了，才發生這樣那樣越來越麻煩的危難。
電視一邊播送畫麵一邊解說：初生的小斑馬，用不了幾天，就能從茫茫的斑馬群中辨別母馬。辦法則是對母馬腿腹那一段的花紋持有天生的敏感。眾多草原動物在非洲大草原的遷移中，有的動物專吃草尖兒，有的喜吃草頸，有的則吃草根。現在的河螃蟹，敢情都誕生在大海之中，它從卵時就不斷遊向江河，在淡水中不斷脫殼長大，最後成熟之後，又重新遊向大海，在大海中交配產仔後，自己在鹹水中緩慢死去，而新一代的卵則重新遊向江河……
這些都沒什麼道理，都屬於“沒道理的道理”。天生如此，但又雄辯無比。大自然出現了人當然是種進步，但眼前的進步又蘊涵著巨大危難，就因為人類忽視甚至是無視了大自然中先天存在的這些規則。人類想另搞一套，大自然卻不答應，於是旗幟鮮明地警示人類。但人類貪圖這一刻的舒適，往往還在逆天行事……如果以自然的曆史觀看人類，真說不清人類在地球的出現，是種進步還是退步。
我住在不高的單元樓裏，樓下有些剛開辟出的綠地，其中種植了一些皮實的綠草和容易生長的紅花。園藝工人定期把雜草拔去，為的是讓種植的草皮早些覆蓋地麵。那些紅花開了謝，謝了又開。一些小孩子踢足球，傷及到這些紅花。我在樓窗中看到，也為這些紅花哀悼。我每天都寫些東西，基本上屬於謀生——以這投搞，換些鈔票；但力求寫的東西是香花而非雜草，不需要再麻煩精神世界的園藝工勞神拔去。我的思想已很簡單，力求讓有生之年和大自然吻合起來，力求讓自己的生存和大自然的新陳代謝吻合起來，隻幹有益於大自然的事，而不是相反。
我渴望回到大自然去。比如回到年輕時去過的新疆塔裏木河墾區。聽說現在哪兒的生活有了極大改進，比“文革”前提高了不少。這，貌似好事。但我又想，塔裏木河原來的荒原沒有了，原來參天的胡楊樹林沒有了，原來的生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從自然地理的角度來看，還是好事麼？我說不太清。既然說不清楚，就應該去關心，並到實地去看。可我沒有去的途徑和辦法。沒人給我出路費，也沒人要求我去關心這個問題。而在那裏生活和工作的人，大約根本不會去想這個問題。再說，當初新疆去了那麼多的上海青年，北大荒、海南島也去了不少大城市的青年。為什麼要動員城市人去邊疆呢？可能就因為城市的小孩子生得太多，城市養不活了，隻能“推”出去讓廣袤的農村邊疆去養活。當然，不能“硬推”，得有個說法，於是就有了“上山下鄉”和“屯墾戍邊”。前一個是新詞，後一個是老詞。
要是當初不生那麼多孩子呢？不就以逸待勞了？不就沒有“出去了再回來”的那許多悲歡離合？不就省了許多的事？……當然，也就沒有了後來那許多可歌可泣的報告文學和小說。那麼，究竟是“哪一個”更好一些？
我更想到現在——由於農村人口的流動，計劃生育大成問題。知識分子倒是不多生了，可沒知識的人照樣多生。現在國民經濟想提高一點，往往很難很難；但人口膨脹所造成的超生，幾乎根本就控製不住。作為城市中的個人，農村和貧困地區多生些小孩，似乎暫時不會影響到個人每月領工資。但隻要經曆一段時間，作為個人總合的國家，就勢必要集體接受這一懲罰。而我們現在的宣傳輿論，很大程度上是諱言這一根本性問題的……
人（——人類）已經到了應該正視自身的時候。縱使再聰明，也至多隻是大自然的普通一員；人不是救世主，頂多是個善於認識和改正錯誤的“小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