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吳的叫吳拜堂，是這三個“反革命”之首，在批鬥會時他總是站在中間，也總是表現出很堅強的樣子。批鬥會的時候，他脖子上會掛著一個大牌子，牌子上麵寫著“反革命吳拜堂”。讓人看了最難受的是掛牌子的那根細麻繩深深地勒在他的肉裏，好心的老師會幫他把麻繩從脖子的肉上移到衣領上，一會兒又有老師把這條細麻繩放在脖子的肉上。他的罪行是在旁邊廟裏寫了兩條帶“打倒”的標語，一條是打倒他的班主任，另一條是打倒一位當時的偉大領袖。那些年學校常常開批鬥會，他可受罪了。我當時一直在想，他的家長為什麼不把他帶回家去呢？那一年，他可能剛滿十歲。
姓潘的同學，叫潘嘉林，是我家的遠親，按輩分我應該叫他叔。他的罪名是唱革命歌曲時，把“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唱成了“最綠最綠的綠太陽”。在全校幾十人的批鬥大會上，批鬥對象永遠沒有講話的權利。在我的記憶中，他也總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批鬥了幾次，遠房的爺爺就把這個小反革命帶回到田地種田去了。那年，潘嘉林也是十歲左右。
姓李的同學叫李亞洲。在我們小時候大家最愛講的一句話是：“你能，來把我的雞雞咬掉！”這是威脅對方的一句話。一般同學之間隻是說一說，不會真的去做，但李亞洲同學真的去咬別的同學的雞雞了，而且是貧下中農、大隊幹部孩子的雞雞。被咬的同學送到了村上保健站，李亞洲也因此成了反革命，整天挨批鬥。但每次批鬥會上主要是批鬥前兩位同學，李亞洲上台後就麵色蒼白，滿臉淚水。同學們在私下議論說，是貧下中農的孩子主動要求李亞洲去咬的，李亞洲並沒有錯。
這三位同學是學校級的反革命，班級有班級的反革命。一位同學把語文書撕了一張疊成了“三角”，“三角”是我們小時候唯一的玩具。班主任老師從他的口袋中拿出了這張紙，打開後發現正好在偉大領袖的像上，有疊三角時疊出的“×”的印痕，全班同學都驚呆了。老師沒有把這件反革命的案件上報學校，隻在班級開了批鬥會。
另一位同學，在學校集合時，站在高處的土坡上撒尿，班上組織批判，老師說是流氓罪。同學們不懂什麼是流氓罪，老師說，和反革命罪一樣嚴重。到底什麼是反革命，同學們也搞不清楚。
一次老師問同學們，我們革誰的命？同學們說了一大堆，全是反的。有位想巴結老師的同學說，革老師的命。老師說，不對，我們要革反革命的命。我還是沒有想明白，為什麼一位同學站在土坡上撒泡尿就要革他的命，把他的命要了。
前些日子，我去孩子的學校參加家長會，看到現在的小學生們快樂、無憂無慮地健康成長，不由得想起我的小學，那座廟裏的小學。想起我的同學，那些在貧困交加的歲月裏，心靈受到極大摧殘的孩子們。
我的端午
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端午節在童年裏。童年的我生活在甘肅黃土高坡，這裏缺水，一般種的莊稼都是耐旱的玉米、高粱和可以碾出小米的穀子，小麥生長時需要的水分多，隻能種在水能澆灌到的平川地裏，這些平川地在我的家鄉很少。我們家一年四季主要以粗糧為主，小麥磨成的白麵是細糧，隻有在逢年過節或者家裏來客人時才能吃上。我父親下放到農村，卻很有創新精神，他在我們家的自留地裏種上了水稻。他說我們家自留地的地勢低，旁邊又有一個大躍進時挖好後來又廢棄的魚池，裏麵有水，可以用來澆灌稻田。我想象中的水稻碾成大米後應該是雪白顏色的，像小麥磨成麵粉後一樣白。但我家自留地裏種出來的水稻碾成大米後卻是紅顏色的，像高粱一樣的顏色。當時的我常常為不能碾出雪白的大米而感到非常遺憾。許多年後進了城，才知道這種顏色的米營養價值高，當年曾是進貢給皇上吃的。
我們家當時是這個村子裏最窮的一家，周圍的鄰居一直都在幫助我們，送給我們吃的和穿的，還經常幫助我們家幹活。有時是幹家務活，有時是幹地裏的活，有時他們偷偷地幹完活，我們常常猜不出來是誰幫我們幹的。直到今天，我們一家人還經常在一起猜測，我們家最困難的時候是誰在暗地裏幫助著我們幹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