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導遊
大家好，在這一章裏，我們將帶你去了解性靈說詩派的性靈說。性靈說，是清代著名詩人袁枚提出的詩論觀點。他認為文學創傷主要是抒發“性靈”，提倡寫個人的性情遭際，寫個人的情懷，要求突破傳統的束縛，反對翁方綱的以堆垛學問為能事的“學問詩”，是較為進步的文學主張。
袁枚的性靈說，深受明末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詩論的影響，但立論比公安派具體、係統。袁枚持此詩論，反對前後七子的複古主義，反對沈德潛的詩“必關係人倫日用”的封建文藝觀。他論詩堅持兼收並取和發展的觀點，隻要為真實感受，“夕陽芳草尋常物”亦何不可？他認為詩隻有工拙之分，而不應有古今之分，反對貴古賤今，尊唐抑宋。他並不反對學古，但反對襲古、擬古，一方麵認為詩歌在思想、藝術上有相承關係，“不學古人，法無一可”；另一方麵，以拘古、擬古、襲古為詩之大忌，“競似古人，何處著我？”他能看到繼承與創新的辯證關係：“人閑居時不可一刻無古人，落筆時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學力方深；落筆無古人，而精神始出”。
袁枚性靈說，從真實、創新方麵著眼，不以時廢人，不以人廢詩，不拘一格，打破古今門戶限製，這對封建正統文學觀是一種衝擊，有其進步意義。但其所謂抒寫性情大半為關於個人生活瑣事的詠歎，缺乏對生活本質的認識，是其不足。
清代乾隆年間，袁枚吸取明代“三袁”的理論，提出與格調說相對立的‘“性靈說”。主張作品應直抒性情，辭貴自然，有所獨創，認為詩“有工拙而無今古”。這在當時是比較進步的，加上這一詩派的袁枚、趙翼等寫了一些較好的詩，所以實際影響比同時代的“格調說”稍大。但他們的詩多抒發封建士大夫的閑情逸致，沒有多少社會意義。
中國古代詩論的一種詩歌創作和評論的主張，以清代袁枚倡導最力。它與神韻說、格調說、肌理說並為清代前期四大詩歌理論派別之一。一般把性靈說作為袁枚的詩論，實際上它是對明代以公安派為代表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詩》）詩歌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性靈說雖有源遠流長的曆史，但是作為明清時期廣泛流行的一種詩歌主張，它主要是當時具體的社會政治條件和文藝思想鬥爭的產物。因此它和曆史上這些有關論述，又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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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詩歌理論批評中的性靈說的主要特點是什麼？
性靈說是在李贄童心說的直接啟發下產生的，是當時反理學鬥爭在文學理論上的具體表現。明代中葉以後，隨著封建專製製度走向崩潰，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學術思想界展開了對程朱理學的批判和鬥爭。李贄在著名的《童心說》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學的最大特點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對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張文學要寫“童心”，即“真心”，是未受過虛偽理學浸染的“赤子之心”，認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體現。文學要寫“童心”，實質就是要表現“真情”，反對描寫受儒家禮義束縛的“偽情”。這就為性靈說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李贄最相知的焦，在他的童心說的影響下，曾明確指出：“詩非他，人之性靈之所寄也。”（《雅娛閣集序》）主張詩歌創作應當“沛然自胸中流出”（《筆乘》），“發乎自然”，“自道所欲言”（《竹浪齋詩集序》，如果“感不至”、“情不深”，“則無以驚心而動魄”（《雅娛閣集序》）。對李贄十分崇敬的戲劇家湯顯祖，在文學思想上和李贄也是一致的。湯顯祖突出地強調“情”，反對“理”，認為“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寄達觀》），其矛頭直指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說教。湯顯祖所說的“情”，實際上也就是“性靈”，如他在《新元長噓雲軒文字序》中就稱讚文章“獨有靈性者，自為龍耳”。作為李贄和焦弟子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所提倡的性靈說正是由此而來的。袁枚強調性靈，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前人的反理學傳統，他在《答沈大宗伯論詩書》中，反對以溫柔敦厚論詩，認為“溫柔敦厚，詩教也”是“孔子之言，戴經不足據也”。在《再答李少鶴書》一文中，他又明確地說：“孔子論詩，可信者，興、觀、群、怨也；不可信者，溫柔敦厚也。”他認為寫詩而講溫柔敦厚，必然要妨害真實性靈的表達。從主張性靈出發，他還大膽地肯定了男女之間的愛情詩，一反道學家的“淫奔”之說，認為“陰陽夫婦，豔詩之祖也”（《再與沈大宗伯書》）。這對封建禮教、特別是程朱理學具有明顯的叛逆意義。性靈說要求詩歌能自由地表現詩人的個性，真實地體現自己的欲望感情。這是受明代中葉以後，由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而產生的初期的個性解放要求影響的結果，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