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導遊
桐城詩派的詩學理論新見疊出，內容豐富。桐城派古文之傳，自方苞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同邑劉大櫆繼之益振，傳至姚鼐則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風作韻，南極湘桂，北被燕趙”之說。曆城周書昌說：“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含今樅陽縣境）乎！”
姚鼐與創始人方、劉大櫆並成為“桐城三祖”。其在繼方、劉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提倡文章要“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為用。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這些主張充實了散文的寫作內容，是對方苞“義法”，說的補充和發展。在美學上，提出用“陽剛”、“陰柔”區別文章的風格。“陽剛”僦是豪放，“陰柔”就是婉約。兩大風格相互配合，相互調劑，就產生出多樣的風格。同時，又發展了劉大櫆的“擬古”主張，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文章八要。學習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聲、色），進而是重視精神（神、理、氣、味），才能達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論體係。姚鼐著有《惜抱軒全集》，所編《古文辭類纂》風行一時，有力地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鼐對傳統文論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提出富有創見性的“陰陽剛柔說”，這對我國古代散文審美理論和風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認為，“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文章陰陽剛柔的變化，乃是作者性格、氣質、品德的表現。鼐在發展前輩的文學思想上，用陰陽剛柔這個哲學概念來解釋文章風格的來源和散文的風格特點，其中包含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我是擂主
桐城派的詩歌理論中其中有一條是熔鑄唐宋，由摹擬以成真詣，那什麼是熔鑄唐宋，由摹擬以成真詣呢？
“熔鑄唐宋”並不是將唐宋平分秋色。桐城詩派汲古的主要祈向是學唐，尤其是盛唐，桐城詩派學唐並未象前人那樣淪於一偏，或就唐學唐，如明七子；或表麵未嚐薄唐，而骨子裏卻是揚宋，如翁方綱。結果都犯了偏枯的毛病。桐城詩派的意見是將學唐分成兩個層麵，循序漸進，以形取神。第一步是學唐人之形，也就是學唐人的規矩方圓。但唐詩渾成圓融，一片天機，摸不到門徑，即使其規矩方圓亦談何容易學！這就用得著“明七子”了。“明七子”邃古功深，雖難免有優孟衣冠之誚，但顯豁地保存了唐人的矩矱。借徑“明七子”學唐，不失為一條舂容大雅的終南捷徑。所以桐城詩家群起為七子翻案。但“明七子”食古未化，規矩既得，便應上升到第二個層麵，借學宋來由表及裏地抉取唐人之神。學宋所取法的主要對象是黃山穀。桐城詩派之所以格外重視黃山穀，除前已論及的借黃詩以醫俗外，更重要的是借鑒山穀遺貌取神、善於學唐的方法。山穀本人崇奉的是“領略古法生新奇”，“隨人作計終後計，自成一家始逼真”。山穀學唐的成功，使他成為桐城詩派“熔鑄唐宋”最需借鑒的人物。但山穀也有用意淺近的弱點，桐城詩派又主張在學黃的同時，當輔之以學歐陽修、王安石，且學宋隻是階梯，緊接著當借宋詩的長處和宋人學唐的方法，走下學上達一路。“歐王兩家，亦尚能開人法律章法。山穀則止可學其句法奇創，全不由人。凡一切庸常境句，洗脫淨盡，此可為法；至其用意則淺近，無深遠富潤之境，久之令人才思短縮，不可多讀，不可久學。取其長處，便移入韓，由韓再入太白、坡公，再杜公也。”（見《昭昧詹言》卷十一）“七律宜先從……山穀入門，字字著力，但又恐費力有痕跡，故又當以杜公從肺腑中流出、自然渾成者為則。”（見《昭昧詹言》卷十四）這就登堂入室，“字字著力”，從肌理到格調完整地掌握了唐人的神韻。從而辯證地處理好了學唐學宋的關係。可見，桐城詩派“熔鑄唐宋”並不是機械平麵地剽剝，而是曲線式地由唐到宋，又由宋回歸於唐。第一個層麵側重掌握的是唐人的格律聲色，第二個層麵側重掌握的是唐人的神理氣味。取精用宏，由摹擬以成真詣，由此釀成了桐城一家之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