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性通貨膨一張與惡性的物價上漲互為因果，形成了幾何級數的上升。以重慶、上海兩地躉售物價為例，1946年12月與收兌偽幣結束時的同年5月相比，分別上漲了43％和50％；1947年12月比上年同期分別上漲13.9倍和13.7倍；1948年8月19日又比上年底分別上漲34.9倍和55.3倍。若以1948年8月19日的躉售物價同抗戰勝利初的1945年9月相比，則重慶上漲了1177倍，上海上漲了13884倍。國民黨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承認，1947年全國物價即經曆了4次上漲風：第1次為年初至2月底，物價總指數上升68％；第2次為4月下旬至7月中旬，上升100％；第3次為9月中旬至10月下旬，上升74％；第4次為11月巾旬至年底，上升30％。1947年底，南京躉售國貨的價格，較1937年上漲了104004倍，其中金屬類上漲最劇，為178377倍；零售國貨上漲了100505萬倍，其中以燃料為最，達到159245倍。
如果要形象地描述國統區的物價上漲情況，可從如下1937年到1947年100元法幣購買力的時人有關形象比喻中看出：
年可買大牛2頭，1938年可買大牛1頭和小牛1頭，1939年可買大牛1頭，1940年可買小牛1頭，1941年可買豬I頭，1942年可買火腿1隻，1943年可買雞1隻，1944年可買小鴨1隻，1945年可買魚1條，1946年可買雞蛋1個，1947年可買1／5根油條。
到了1949年5月21日，買1粒米，就得用金圓券130多元，所以當時有所謂"粒米一百元，寸土十五萬"的說法，可見物價飛漲達到了什麼程度。
國統區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使得國統區人民生活在死亡線上。比如天津啟新洋灰公司工人的實際工資，如以1936年7月到1937年6月為100計，到1946年4月已降為26.47，1947年4月又降為20.34，1948年4月降為17.14，同年9月更降為14.77。再如，1946年11月小學教師工資每月隻有1萬多元，初中教師每月3萬元，高中教師每月3.5萬元，而當時的米價，11月11日是2.1萬元1擔，11月12日是2.8萬元1擔，11月16日是3萬元1擔。1947年成都的國民小學教師，平均每小時授課費4000元，而當時1碗茶水就要8000元。
農村經濟受到的打擊更為嚴重，農村經濟瀕於破產。國民黨政府實行征實、征購、征借"三征"政策，迫使農民收受一天天在貶值的法幣，卻不許農民用法幣來繳稅，繳稅必須交納實物，使農民遭受更慘重的壓榨，生活更加悲慘。1946年各地餓死的人數即達1千萬人。1947年，各地饑民達1億人以上，占國統區總人口的1/3。
國統區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標誌著國民黨政府統治在經濟上即將全麵崩潰。國統區廣大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掀起了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形成了反蔣第二條戰線。這加速了國民黨政府政治上統治崩潰。
國民黨"官倒"猖獗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的各級官員，尤其是掌握著黨、政、財、經各項大權的權貴以及他們把持的所謂國營機構，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權，在金融和物資方麵，進行大規模的投機倒把，從中漁利，從而使"官倒"盛行，嚴重危害了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基礎。
.國民黨"官倒"的猖獗，首先表現在權貴們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權和對金融行業的控製，大肆進行金融投機。抗戰勝利時，國民政府規定法幣對美元的彙率仍然維持抗戰期間的20：1。1946年2月下旬，國民黨雙係頭子陳立夫以中國農村電影教育公司董事長的名義，按此彙率20：1預購外彙119萬美元。剛一預購，國民政府就宣布正式開放外彙市場，將法幣對美元的彙率改為2020：1；到8月中旬又調改為3350：1。這樣在6個月期間，陳立夫的這筆款項，就翻了167.5倍。
國民政府黃金政策的變化，也為"官倒"創造了條件。抗戰勝利後一段時期，金價較為穩定，但這一穩定很快就消失。國民政府規定自1946年3月起黃金可以自由買賣，中央銀行拋售庫存黃金。於是金價由1946年2月的每兩售141萬元，到12月上升到每兩售316萬元，上升了150％。在這過程中，國民黨權貴抓住時機，通過各種渠道大量購進黃金。青海軍閥馬步芳設在上海的一個商業機構湟中公司，將青海省政府從財政部領到的所謂改善甘青、青藏公路工程費10億元，通過豐餘金號明目張膽地用公款買賣黃金，牟取暴利。像這種"官倒"，終於導致了1947年2月黃金風潮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