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行業也是國民黨"官倒"肆虐的一個行業。權貴們經營的公司多如牛毛，僅上海一地就有：宋子文家族的孚中公司、中國進出口貿易公司、統一貿易公司、金山貿易公司、利泰公司等，孔祥熙家族的揚子建業公司、長江公司和嘉陵公司等，宋美齡的巾美實業公司，CC係的太平興業公司、華美貿易公司和以國民黨名義經營的"黨營企業"等等。諸如此類的公司操縱了國統區的商業。宋家控製的台灣糖業公司以低價在台灣收購糖，其成本連同運費每市擔是5萬元，但是轉地上海銷售，則以1946年6月中旬開價的7.3萬元上升到月底的12.3萬元。權貴們常用的商業"官倒"手段，是利用政府的貸款，進行商業投機活動。1946年4月，國民政府發行"糧食貸款"10億元，而受貸的主要公司恰恰是孔宋係統的商業公司。他們利用得到的貸款，高價搶購糧食，使上海的米價很快就由每擔3萬元跳到6.3萬元。時人描繪說：糙米本來每市擔賣5.1萬元，"他們都硬要以5.5萬元買進，一定要使大米打破6.3萬元的大關。"
其中最為惡劣的是進出口"官倒"。1946年2月27日，國民政府公布《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規定於3月1日起對進出口貿易實行"限額管理"，明令禁止進口轎車、無線電機、冰箱等高檔商品，規定："（甲）汽車7輛以下廠價超出美金1200元者自1946年3月1日起，（乙）卡車自4月29目起，（丙）無線電機、冰箱自11月25日起，均在禁止進口之列。"這樣就嚴格限製了那些經營進出口貿易的民營商業。可是那些官僚資本的特權公司不但不受任何限製，反而借機獨占了進出口貿易，"大量進口奢侈品如汽車、無線電機、冰箱及其他政府嚴禁進口之貨物"。據財政部、經濟部的聯合調查報告，典型的有下述機構：
其一是中央信托局。自1946年3月1日起至1947年4月10日止，中央信托局代各機關及私人購買各種名牌汽車69輛，已進口44輛；並"奉行政院令"訂購各種汽車140輛、舊車50輛，已進口新車98輛、舊車30輛。這兩項共已進口新車142輛，其出廠價格均超出1200美金以上，並且"依法應予禁止"，但是"均有政府命令及政府發給之許可證準予進口"。
其二是中央物資供應局。該局於1946年12月進口冰箱3台、汽車13輛，1947年2月進口汽車5輛，到1947年4月17日止進口名牌"碧克"汽車3輛。這些汽車均未報經海關查驗，而且都領有許可證。
其三是宋子良的孚中公司。該公司共進口吉普車780輛、旅行車101輛、卡特拉克牌2輛。其中吉普車在稅則中列為輕便卡車，按規定自1946年4月29日起禁止輸入。可是780輛吉普車中卻有738輛在1946年5月以後進口，而孚中公司卻稱這738輛都是在4月29日以前已經起運或業已訂購。實際上4月29日以前訂購的隻有200輛。另外，在該公司進口的108箱無線電收音機共60件，有40件是在已限製進口之後的1947年1月18日進口的，可是該公司卻稱是為中央航空公司代購的，領有許可證。
其四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揚子建業公司，最為典型。該公司為了獨占汽車進口，1947年收買了外商利喊汽車公司，以每輛1800美元的成本進口奧斯汀和雪佛萊等轎車，而以5000美元一輛的高價在國內出售，不到一年就分紅3次，計112.5萬美元。
上述二局二公司足以反映出國民黨"官倒"的形式和特點。從事各種"官倒"的往往不是國民政府大員本人，而是他們的親屬或與之有千絲萬縷聯係的人。他們打著"合法"的旗號，幹著非法的行為。他們運用手中的特權和通天的渠道，取得各種各樣的"許可證"、"特許函"，也可以借助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義，並取得充足的外彙資金。
國民黨"官倒"的猖獗，加速了國民政府財政金融的崩潰，嚴重威脅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在1947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上，100名國民黨中央委員提出：徹查官辦商行帳目，沒收貪官財產，以肅官箴，而平民憤。官辦商號如統一貿易公司、孚中公司、中國建設銀公司、揚子建業公司等，皆有利用特權，套購巨額外彙，輸人大量奢侈品情事。
但是即將崩潰的國民黨政府如何能夠禁止"官倒"呢？1948年8月，蔣介石派其子蔣經國為經濟特派員去上海打"虎"。蔣經國上台後決心大幹一番，聲稱："擾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開刀就要從大頭開刀。"可是打擊矛頭一旦觸及到皇親國戚時，便也無可奈何。蔣經國查知揚子建業公司大量屯積進口汽車、藥品、呢絨以及各種紡織品、土特產、大米等，其"官倒"程度，為當時全上海之冠。孔令侃聲稱，如果蔣經國不放手，就叫其父孔祥熙公布蔣介石在國外的財產情況。宋美齡也電叫時在北平布置軍事的蔣介石立即專機南下，說孔蔣兩家有"共同利害"、"家醜不宜外揚"。蔣介石將其子蔣經國訓斥一頓，叫他打消查抄之事。"官倒"的猖獗與不禁，加速了國民黨政府軍事、政治、經濟的全麵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