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罷，拿出了一份早已準備好了的文件，文件中提出了5項要求：
（1）日本臣民在東三省和東部內蒙古均享有商租權；
（2）間島地區（即延邊地區）行政權的移讓；
（3）吉敦鐵路（吉林到敦化）延長，並與圖們江以東的朝鮮鐵路接軌和聯運；
（4）兆昌道（指奉省西北部一帶）所屬各縣準許日本開設領事館；
（5）以上四項的詳細實施辦法，另由中日外交機關共同協商決定。
張作霖看了看這份文件，略加思索，就滿口答應，隨即在土肥原準備的草約上簽了字。
張作霖又說：“萬一我去旅順時，需要相當數目的日本金票，而現在我不能讓官銀號在市麵上買，希望日本銀行暫借一部分。”
土肥原想了想，說：“這一點不存在問題，我通過國內迅速與朝鮮銀行奉天支行行長聯係一下。”
土肥原威逼利誘張作霖答應日方提出的條件之後，剩下的工作就交由關東軍方麵出麵了。
日張密約簽訂後，日本內閣立即作出決議，令關東軍“速施警告，將駐屯軍作適當配置”。
12月24日，在日張軍隊的聯合夾擊下，郭鬆齡部潰敗。郭鬆齡與夫人被張作霖部下抓住，並按張作霖的意見當場槍斃。張作霖指使部下將郭的腸肚挖出，去祭他的“陣亡將士”，然後將郭暴屍三天。
土肥原將即將潰敗的張作霖扶持起來，使他殺了反叛郭鬆齡，張作霖不禁對土肥刮目相看。郭鬆齡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反叛不僅沒能扳倒張作霖，還將張作霖更進一步地推進了日本人——明確地說就是土肥原的懷抱。
2.挑起事端
控製奉係張作霖，這隻是土肥原鯨吞中國計劃的一小部分，他的野心遠不於此。1931年5月，在土肥原的精心安排下，日本特務機關先後又策劃了“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
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參謀本部的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大尉到中國東北進行軍事偵察。同行的還有退伍的騎兵曹長井杉延太郎、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他們均化裝成中國農民。
告別土肥原，中村等人即行出發。時值盛夏季節，中村等人為了不暴露身份，穿著厚厚的棉褲和棉襖。他們從海拉爾出發，赴興安嶺索倫山一帶調查軍事地理情況。
5月25日，中村等人在對興安嶺地區進行了近一個月的間諜活動後，大搖大擺地經過屯墾軍團部所在地興安區公府，被正在帶領士兵操練的屯墾軍第三團第一營營長陸鴻勳發現。
陸鴻勳將中村等人帶到操場盤問，但言語不通，於是改用蒙古語問話，仍不通。
陸鴻勳懷疑他們是日本人，於是報告屯墾軍第三團少校副團長董昆吾。董昆吾來到操場用日語詢問。
中村拿出一張印有“日本東京農業學會會員”，“中村震太郎”等字樣的名片，佯稱是東京農業學會派來東北調查土質和農業狀況的研究人員。
董昆吾從中村等人的馬匹、裝飾斷定他們形跡可疑，命士兵搜查。結果從他們的行囊和棉褲中搜出三八式手槍和南部式手槍各一支，多幅軍用地圖、調查手記、寒暑表、指北針、測繪儀器、望遠鏡等物品。
從筆記中得知，中村的確切身份是“日本帝國參謀本部情報科情報員、陸軍大尉”。
董昆吾認為事態嚴重，遂將中村等四人交給第三團團長關玉衡重新審問。
審訊中，中村等人氣焰囂張，狂妄聲稱自己是“大日本帝國陸軍大佐”，並企圖以不會中國話逃避間諜罪責。
井杉延太郎說：“我們都是軍人，中村是陸軍大佐，我是曹長（上士班長），現已退役，在紮晃采木公司工作。這次到中國，中村指派我作案內（助手）。這些地圖都是由中村自己掌握的，我不管。”
轉而訊問中村時，中村傲氣十足，閉口不言。
初次審問，關玉衡認為中村到東北的任務是提供日本參謀本部急需的入侵蒙古方案的報告，以及滿鐵拓殖會社需要他提供的情報。
鑒於長期以來在處理與日本在滿洲軍人關係上的被動局麵，為了慎重處理中村等人，5月25日晚，關玉衡在團部大軍帳內召集各官佐開會，集思廣益，征詢對這一間諜案件的處理意見。
大家七嘴八舌，有的主張秘密處死，有的主張在路上將他們殺死。
會後對中村進行第三次審訊。中村蠻橫如故，竟耍起法西斯武士道的作風，同官兵格鬥，激起士兵怒火。關玉衡抽出戰刀，煞住了中村的威風。
當命令中村在口供記錄上簽字畫押時，中村撕毀口供，並同官兵扭打起來，被中國士兵用槍擊中頭部，暈倒在地。
在這種情況下，關玉衡采納了營長陸鴻勳的建議，命令第三連連長寧文龍和第四連連長王秉義，將中村等人押至後山偏僻處秘密槍決，並派團部中尉副官趙衡監督執行。除重要文件外，中村等四人的行李、馬匹一律焚毀滅跡。
7月份，日本方麵得到了中村等人被殺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