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勞動力是德國這部戰爭機器麵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奴役占領區的勞動力是德國對外掠奪的一項重要內容。為彌補德國勞動力的不足，早在1930年5月23日希特勒就指出：“非德意誌地區的居民不服兵役，可以提供勞動力”。歐戰爆發後，德國把數以萬計的外國人源源不斷地劫到德國服勞役。然而，在占領區為德國服勞役的人數遠遠超過在德國本土服勞役的人數。據不完全統計，服勞役的戰俘1940年為34.8萬人，1941年為131.6萬人，1942年為148.9萬人，1943年為162.3萬人，1944年為183.1萬人。此外，希姆萊於1942年春決定，要最大限度地使用集中營裏的勞工，於是，在納粹集中營中又增加了“勞動教育營”、“外國民工營”和“強迫勞動營”等新的類型。數百萬囚犯被迫為德國人無休止地幹活，直至累死。
5.日本法西斯的“大東亞共榮圈”
在德意法西斯建立歐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已著手在亞太地區建立其殖民帝國，並於1940年8月將其稱為“大東亞共榮圈”，妄圖以“共存共榮”的口號美化其對外侵略和殖民掠奪。實際上，“大東亞共榮圈”是日本法西斯以軍事、政治、經濟等手段占領和奴役亞太各國和地區、實行殘暴殖民統治和瘋狂經濟掠奪的一幕醜劇。它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擴大而產生，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失敗而被掃進曆史的垃圾堆。
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是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和日本國內外矛盾的加劇而逐步形成的，它是日本對外侵略思想的集中體現。早在19世紀末，佐藤信淵等人就從所謂“皇道主義”出發，主張日本向東南亞發展，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勢力範圍。1916年，後藤新平向寺內正毅內閣獻策：日本必須以“世界經濟財政的和平戰勝者”姿態，建立一個足以和“中歐經濟同盟”、“協約國經濟同盟”以及美國經濟相抗衡的“東亞經濟同盟”。1917年，西原龜三提出“東洋自給圈”，主張廢除日華之間的“經濟國界”，設立“日華經濟區”，並以此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亞，南至印度、澳大利亞的廣大地區都包括進來，其旗號是“王道親善”。這種思想可以說是後來“大東亞共榮圈”的雛形，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思想基礎，並隨著對外侵略的擴大而逐步充實和完善。
1935年夏，參謀部作戰科長石原莞爾炮製了“由軍事上看皇國之國策及國防計劃綱要”，聲稱，“皇國與盎格魯—薩克遜人之決戰，乃為統一世界文明所進行的人類最後最大之戰爭”，“當前急務則應首先實現東亞聯盟之核心——日滿華三國之協同”，“我國防方針在於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國本部歸我支配，以日滿華三國為基本範圍實行經濟自給。”這種東亞聯盟思想為後來的“東亞新秩序”聲明和“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奠定了理論基礎。
1936年8月，廣田內閣通過《國策基準》，明確提出日本的國策是“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地位的同時，向南方海洋發展，”決定采取南北並進的戰略方針，以實現其在大東亞地區的霸權。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走上了全麵征服中國的戰爭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發表具有宣戰性質的聲明，宣稱，日本“采取斷然措施”是為了“膺懲中國”，“帝國之希望在於日華提攜……並取得日滿華三國融合提攜之實效”。10月1日，首相、外相、陸相、海相拋出《中國事變處理綱要》，確認日本在華北的目標是所謂“實現日滿華三國共存共榮”。
1938年1月11日，禦前會議通過《處理中國事變根本方針》，把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的目的美化為“在於與滿洲國及中國之合作，形成東亞和平之樞紐，並以此為核心，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11月3日，近衛內閣發表“東亞新秩序”聲明，向中國國民政府發出誘降信號。該聲明宣稱，日本的“終極目的”“在於日滿華三國合作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東亞新秩序是帝國堅定不移之方針”。
11月30日，禦前會議決定《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該方針的重點是，“要結成日滿華三國睦鄰合作關係，以此作為安定東亞的樞紐，並建立共同防禦北方的態勢。”12月22日，近衛內閣第三次發表聲明，稱“日滿華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而結合起來”，並提出建設“東亞新秩序”的3項原則：（1）善鄰友好。中國放棄抗日，承認“滿洲國”，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2）共同防共。中日締結防共協定，在協定有效期間，日本要求在指定地區駐兵，內蒙作為特殊的防共區域。（3）經濟合作。中日經濟提攜，中國應承認日本公民在中國居住營業之自由，特別給予日本在華北與內蒙以開發資源之便利。此次近衛聲明是日本政府隨著中日戰爭的全麵擴大，為謀求建立東亞霸權而提出的軍事政治總方針。至此，被稱為“東亞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國的政治藍圖基本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