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東亞會議”的召開是“大東亞共榮圈”建立過程中的又一個重要舉措，其目的是使“大東亞各國領導人齊集東京，向國內外宣示堅決貫徹戰爭之決心及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據此，1943年11月5～6日在東京議會大廳召開所謂“大東亞會議”，參加會議的各“獨立國”代表有：“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汪兆銘、泰國內閣總理鑾披汶的代表汪瓦塔雅昆、“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菲律賓共和國總統何賽·P.拉烏雷爾、緬甸國內閣總理大臣巴莫。此外，流亡新加坡的“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主席蘇巴斯·昌德拉·鮑斯，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會議。
“大東亞會議”表麵上冠冕堂皇，實際上所有會務活動都由大東亞省在幕後精心安排。東條英機在開幕詞中竭力宣傳正在建設中的“大東亞新秩序”，譴責英美兩國以關心和平和正義為幌子，企圖使自己對亞洲的殖民統治永久化。會議最後通過《大東亞共同宣言》，除繼續為其發動“大東亞戰爭”進行辯解外，提出了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5條綱領。這些綱領隻是羅列了“共存共榮”、“大東亞親和”、“發揚大東亞文化”和“大東亞繁榮”等抽象空洞的口號而已，並無任何真實的內容。
“大東亞會議”企圖把各被占領國家和地區緊緊捆綁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戰車上，但因日本的失敗已見端倪，“大東亞共榮圈”內部矛盾重重，各成員國同日本主子之間也開始明爭暗鬥。原定參加會議的泰國總理鑾披汶，最後“拚著總理不幹”也不參加會議，以致日本曾決定“以實力解決”泰國問題。這充分表明“大東亞共榮圈”內部的分裂。同時，由於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抗日鬥爭的蓬勃開展，盟軍發起反攻，可以說，“大東亞共榮圈”建立之日也正是它走向崩潰之時。
“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理論基礎之一是“大亞細亞主義”。日本法西斯打著“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和“共存共榮”的旗號，企圖把它進行的侵略戰爭美化為民族解放戰爭。1940年7月26日，日本政府製定的《基本國策綱要》聲稱：“皇國的國是基於八紘一宇肇國之偉大精神，以導致世界和平之確立。”
1942年1月21日，東條英機在日本第79次帝國議會作關於“大東亞建設的設想”的演說時，進一步指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之根本方針，實淵源於肇國之偉大精神，欲使大東亞各國家和民族各得其所，確立基於以帝國為核心之道義的共存共榮之秩序。”
1943年的《大東亞共同宣言》再次呼籲：“大東亞各國相互提攜，完成大東亞戰爭，使大東亞從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然而，在上述華麗辭藻的背後，日本外務省大講東方的“家族規”，要求亞洲各民族必須以日本為“本家”或“宗家”，把自己當作“分家”。可見，“八紘一宇”就是要實現日本對整個大東亞的領導，“大亞細亞主義”的本質無非是由日本軍國主義取代歐美帝國主義。
1941年12月，日本外務省進一步明確了對南方的占領政策：“新加坡、海峽殖民地、英屬婆羅洲的沙撈越應成為日本領土，由駐新加坡的日本總督治理。除了4個北部馬來邦以外，馬來亞的其他部分應在駐新加坡總督的管轄下，成為日本的保護領地。駐新加坡的總督對文萊也行使同樣的權力。荷屬東印度群島應聯合成為一個印度尼西亞聯邦，但其外圍地區如荷屬新幾內亞、荷屬婆羅洲和帝汶的荷屬部分應在聯邦‘自治領’的名義下繼續保持在日本的直接控製之下。菲律賓應予獨立，但是它的獨立地位應服從於日本在該地的軍事和經濟特權。”
1942年11月，日本設立大東亞省，該省職權範圍是：“大東亞大臣負責實施有關大東亞地區（日本本土、朝鮮、台灣和南庫頁島除外）之諸般政務（純外交除外），保護帝國在該地區內對各國的商務，並管理有關在該地區各國僑民與帝國臣民有關的事務，以及關係到該地區的移民，海外拓殖事業和對外文化事業等有關事務。”日本在該地區原駐外交官，在上述事務處理的問題上應受大東亞大臣的“指揮與監督”。《大東亞省官製》第19條規定：“大東亞省應同陸海軍策應合作，執行有關大東亞地區內占領地行政事務”。大東亞省的設置，取消了日本與被占領各國的正常外交關係，把各占領區當作日本的一個行政區域。
“大東亞共榮圈”對日本軍國主義來說，不僅具有政治、經濟和軍事侵略的含義，而且是要在精神文化上進行奴役，即承認日本為亞洲文明和文化的領袖。為此，日本法西斯分子特別強調他們在亞洲的文化使命，“大東亞戰爭”即是為弘揚日本文化精神而進行的“聖戰”。在各占領區，日本都派出大批日本教師去講授日本文化，逼迫占領區人民學說日語，組織學者編寫美化日本的大東亞史，等等。日本竭力宣揚亞洲精神文化是最豐饒的文化，日本文化又是亞洲文化中最崇高的文化，是最能體現東方道德、宗教及家族主義的文化，企圖從思想意識上消除人們對日本的反抗，以維護其殖民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