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緬甸，日本禁止使用英語，大辦日語學校，到1943年底，開辦的日語學校有25所，在校學生數千人。日本在緬甸還先後成立了“緬甸振興佛教聯盟”、“緬甸僧侶大會”等組織，開展以強化“日緬親善”為主要內容的活動，利用佛教僧侶來鞏固日本的殖民統治。此外，日本還組織了“睦鄰協會”、“作家聯合會”等形形色色的親日文化組織。
在荷屬東印度，日本禁止使用荷蘭語和英語，將日曆也改用日本曆。1942年3月，日本在荷屬東印度建立宗教事務部。1943年10月，日本解散“印度尼西亞伊斯蘭大會”，而代之以“馬斯友美黨”（即“印度尼西亞穆斯林宣傳大會”），該組織在爪哇各州均設有支部。
日本軍國主義在“大東亞共榮圈”內除實行法西斯恐怖統治外，還在占領區進行瘋狂的經濟掠奪。1941年11月15日，日本藏相賀屋宣興承認：“在相當長時間內，將無暇顧及當地居民生活，暫時將不得不執行所謂榨取之方針。”1942年1月21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在第79次帝國議會上發表演說時指出：“指導帝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大東亞戰爭的關鍵，一方麵在於確保大東亞的戰略據點，一方麵在於把重要資源地區收歸我方管理和控製之下。”一語道破了日本法西斯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根本目的和基本方針。
日本的經濟掠奪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進行。日軍每到一地便無償地直接占有該地區的財富、資源和勞動力。日本在占領區大量發行紙幣、軍用票和南方開發金庫券，以攫取人民的財富。此外，日本還設立“東洋開拓公司”、“台灣拓殖公司”、“華北開發公司”、“華中振興公司”、“滿洲重工業公司”、“南洋拓殖公司”等機構，對占領區進行間接掠奪。
1942年2月21日，日軍大本營和政府聯席會議通過《應如何使用帝國資源圈》的決定。其中稱，“為了讓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骨幹力量——即帝國的戰鬥力獲得劃時代的充實擴大”，將日本、中國和西南太平洋地區劃為“帝國資源圈”，澳洲和印度等地劃為“補給圈”，要求在15年內資源圈的年生產能力擴大到鋼鐵3000萬噸、煤（焦炭除外）2億噸、鋁60萬噸、石油2000萬噸、船舶2000萬噸（外加油輪200萬噸），力求在“大東亞”實現對上述物資以及糧食和被服原料等必需品的生產自給。其實，這是日本在“共榮圈”內不擇手段地掠奪各國的資源和財富的計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加緊了掠奪，擴大紙幣和軍用票的發行量。1941到1945年，“台灣銀行”的紙幣由2.5億日元增至23億日元，“朝鮮銀行”紙幣由7億日元增至80億日元，“滿洲中央銀行”紙幣由12億日元增至88億日元，“蒙疆銀行”紙幣由1億日元增至36億日元，“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紙幣由9億日元增至1326億日元，“中央儲備銀行”紙幣由2億元增至26972億元，“中國事變軍用票”由2億日元增至25億日元。“南方開發金庫券”由3000萬日元增至194億日元。無止境的濫發紙幣和軍用票，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以1936年批發物價指數為100，至1941年，華北上漲到450.2，上海上漲到1099.3。到1945年，上海米價比1941年上漲6300倍。1944年9月與1941年底相比，東南亞物價上漲情況是：馬尼拉140倍，巴達維亞（今雅加達）13倍，新加坡65倍，仰光58倍。日本顧慮到露骨的剝削會招致南方各國人民的更強烈反抗，乃實行一種“進口信貸製度”，即把從南方各國掠奪的物資和原料折價，記入日本海外貿易銀行設立的被凍結的清算賬戶上，這種永不償還的清算賬，到日本投降時竟高達386億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