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南北常家為首，太穀曹家、祁縣喬家及渠家等一眾山西商人，合力開辟了萬裏茶路。每年茶期，“內茶商”雇用成千上萬腳夫，從生產、加工茶葉的重地福建武夷山，車載肩挑，將茶葉轉運至江西鄱陽湖，先由船幫接力溯長江上行到漢口，經漢水北上輾轉到河南賒店（後稱社旗鎮）登岸，再用馬幫馱運，經洛陽、過黃河、越太行，到達晉商大本營晉中祁縣一帶，在此換畜力大車繼續北上太原、代州、大同，直抵張家口。
坐鎮張家口的“外茶商”接貨後，以駝幫和牛車起運，穿越壩上草原和戈壁沙漠，經庫倫抵達恰克圖。自南至北，整條茶路全長4200餘公裏，需時約4個月，難怪後人稱清代的“茶葉之路”可與漢唐盛世的“絲綢之路”相媲美。
半壁江山看常氏
據常氏家譜稱，常萬達精明幹練、善於謀略，且體魄強健。相傳，有名的晉中“刀削麵”便是常萬達發明的，因大漠之中沒有擀麵杖等器具，他便用刀將和好的麵直接削入鍋中煮食。還有，為對付俄蒙一帶橫行的騎匪，常家將從俄國換回的大量粗製銀器在恰克圖買賣城熔化成每塊重1000兩（約合32公斤）的大銀錠，以專用馬車運輸，並雇用保鏢護衛。騎匪來襲時，倉促之間無法將沉重的銀錠掠走，隻有徒呼“沒奈何”。此種做法，引來同行晉商紛紛仿效。
嘉慶元年（1796年），常萬達以78歲高齡去世，他的兒孫繼續擴大祖業。
史料記載，《恰克圖條約》簽訂的第二年（1728年），中國對俄貿易額不過1萬盧布，到1755年增加到83萬盧布，而1760年更激增至135萬盧布。嘉慶五年（1800年），恰克圖口岸輸出茶葉約值280萬盧布；到了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出口茶葉達67000箱，重達500萬俄磅，中方商人（晉商為主）可賺500萬～600萬盧布，折合白銀200餘萬兩。
整個19世紀上半葉，恰克圖進口關稅收入占俄羅斯全國總關稅收入的15%～20%，其中又以進口茶稅為主。
那麼，常家在這項大生意中能占多少份額呢？據估算，常家極盛的乾隆、嘉慶、道光百餘年間，僅恰克圖買賣城一地分號，年收入即達白銀50萬兩，可占華商收入總額的1/4。另有人根據留下來的資料推斷，常氏在對俄貿易中所占比例，可能超過50%。
在中國本土長城沿線，晉商足跡所至，開設店鋪，編織商業網絡，也使若幹城鎮興旺發達起來。早在清朝初年，張家口便有範氏等皇商“八大家”，均為山西人；到乾隆嘉慶年間，當地“坐商”達200餘家，“行商”商號多至4000家，來往貿易幾為山西人專有。
張家口東北250公裏的多倫為東北與內外蒙古的交通要道，以前是一處天然牧場，經過康乾盛世的發展，成為繁華市鎮，到1891年時，全城人口近10萬，大都為商人，又以山西籍人士居多。
如今的內蒙古工業重鎮包頭原來也是黃河北岸一片牧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噶爾丹叛亂平定後，不少漢族商人由此北上蒙古經商。嘉慶十四年（1809年），包頭村升格為鎮，再過60年，築包頭城，人口兩萬多，山西商人開的店鋪即有40餘家。其中尤以乾隆年間祁縣喬氏家族的“複盛公”商號最為有名，其連鎖商號一度壟斷了包頭市場，因此民間流傳“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諺語。
中俄茶商大戰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年）後，沙皇俄國以調停有功為由，脅迫清廷簽訂中俄《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得到了俄商進入蒙古庫倫等廣大地區經商並享受免稅待遇的特權。稍後，通過簽訂《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沙俄取得天津通商權，可以水陸聯運，且關稅比各國低1/3。
此時，因太平天國戰火禍及江南，阻斷武夷山茶路，湖廣（湖南、湖北）成為新興的茶葉輸出地。深入我國內地的俄商勢力在湖北蒲圻羊樓洞等地開設茶廠、建立茶棧，收購、生產茶葉，成本比傳統茶路運至張家口大大節省，僅稅金一項即差10倍，長期由山西茶商主導的對俄貿易大受衝擊。至同治七年（1868年），恰克圖晉商商號竟由原來的120家劇減到4家。
內外交困之下，首當其衝的榆次常家采取反擊措施，提出“俄國人到中國來奪我商利，我華商去俄國也另覓新途”。他們假道恰克圖，深入俄境經商。常萬達的曾孫常佶、常惲分別於同治五年（1866年）和光緒五年（1879年）開設“大美玉”“獨慎玉”商號，在俄國境內的赤塔、新西伯利亞甚至遠到莫斯科均開辦茶莊分號，“茶葉之路”一舉延長到6500公裏。
以常家為核心的晉商又利用影響力，爭得清廷酌減茶商厘金（即稅金）的優惠政策，取消一切不必要的雜稅。他們進軍俄國的第一年，輸出茶葉11萬擔，與俄商直接販運回國的數量相當。到同治十年（1871年），晉商輸俄茶葉升至20萬擔，比俄商多出一倍。晉商仍依賴駱駝、牛馬等運費較高的陸路交通工具，雙方競爭條件懸殊，居然能對俄商占據上風，殊屬不易。
到了光緒初年（1871年）起，俄商在漢口陸續開設6家機器磚茶廠，有3個采用蒸汽機生產，最大的阜昌茶廠，投資白銀200萬兩，雇用2000多名中國工人，晝夜開工。機製磚茶質量好、成本低、加工能力強，令晉商再度陷入競爭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