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黃仲涵家族財團實力達到巔峰，糖產量占荷印全部華僑糖廠的一半以上。除東南亞主要商埠外，他們在英國倫敦、荷蘭鹿特丹、日本大阪、印度加爾各答和孟買等地，均設有分支機構，代理銷售砂糖、薯粉、橡膠、椰幹、胡椒等，其中1926年到1933年間，年均出口糖33萬噸。
據估算，1924年，僅建源公司直屬企業總資產便達2億荷蘭盾左右。另有說法稱，黃氏財團全部資產有十五六億盾之多（折合黃金不下900噸，若按現市價算，當在人民幣3000億元以上），雄踞當時世界富豪榜第13位，華人富商更無出其右者。
商逢亂世
1896年，正當黃仲涵接過父親開創的事業，進軍糖業，大展拳腳之時，一位比他小10歲的同安老鄉，渡海南下，第二次來到了新加坡。他也是應早年下南洋謀生的父親之命，前來幫忙經營米店的。
時年22歲的陳嘉庚，五年前曾在其父陳杞柏的“順安號”米店當學徒，後來回到集美老家（屬同安管轄）結婚、讀書。
除了都是承繼父業，做小本生意起步外，陳嘉庚與黃仲涵的發家軌跡，頗多相似之處。最大不同是，黃氏以製糖業為支柱，陳氏則以橡膠業做根基。1905年，陳嘉庚首次自主創業，開辦菠蘿罐頭廠。不久，他注意到福建同鄉林文慶（祖籍漳州海澄）等人種植橡膠很賺錢，便轉而經營橡膠業。不過10年左右，他已躋身馬來亞最富有的華僑商人之列。
與黃仲涵家族相仿，1923年到1925年間，也是陳嘉庚旗下企業的鼎盛時期。當時他擁有15000英畝橡膠園，是馬來亞華僑中最大的樹膠種植者之一，橡膠園、生膠廠和膠品製造廠，為其三大產業支柱，共雇傭員工數萬人。據說他的資產達1500萬元（新加坡叻幣，二戰前幣值很高，60元可買1公斤黃金），雖不及黃氏家族勢大，亦足以稱雄馬來半島了。
陳嘉庚最為國人所熟知的，是他身在異鄉，卻愛國愛家，數十年如一日，義無反顧。1921年，他回鄉創辦廈門大學，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華僑出資辦的高等學府，學醫出身的林文慶應邀回來當了首任校長。有學者估算過，陳嘉庚個人一生在教育上的捐贈多達1000萬中國銀元，相當於他自己全部不動產的價值，按20世紀80年代初價格折算，不下1億美元。
古語雲，盛極必衰。不祥之兆，相繼降臨到黃仲涵和陳嘉庚兩大巨商頭上。
一戰結束後，眼見黃仲涵財富與日俱增，荷印殖民政府有意限製以其為代表的華資糖業繼續壯大（荷蘭及其他西方資本占荷印糖業投資七成以上），於1921年對建源公司征收3500萬盾的巨額“戰稅”。曾經是殖民政府“統戰對象”的黃仲涵，無法麵對這個沉重打擊，移居新加坡暫避，竟因憂憤交加，1924年剛剛60歲時便客死當地。
黃仲涵去世後，家族生意由他選定接班的兩個兒子黃宗宣、黃宗孝主持，雖一度仍有所發展，如成立了黃仲涵總公司，總部設在三寶壟，使龐大的企業機構向一體化經營管理轉化，但勢頭已大不如前。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砂糖等各項大宗出口業務急速衰退，黃氏旗下企業出現虧損甚至被迫停業，自此走上下坡路。對前景失去信心的黃宗宣，1931年黯然退出公司，由弟弟黃宗孝全麵接手。
此前，黃氏兄弟曾有意轉回祖國投資以分散風險，1929年後分別在上海、廈門、香港、廣州、天津等大城市設立分公司。1934年，黃宗孝決定在上海興建國內第一座大型現代化酒精廠，日產酒精7000加侖（英製1加侖約為4.55公升），結束了中國酒精大部分依靠進口的曆史。該廠也是早期華僑回國投資的最大工廠，黃宗孝特地在廠房前立碑刻字“繼父前輝”，以紀念父親實業報國的遺願——黃仲涵生前曾計劃與閩籍僑商合作回國興辦工廠、修建漳廈鐵路等。
黃宗孝身上頗有祖父和父親富有魄力、視野開闊的風範，為擺脫困境，先後向皮革業、橡膠業乃至電影業拓展，尤其是經營橡膠業成功，一度讓黃氏企業生機乍現。可惜時局急劇惡化，抗日戰爭爆發，包括上海酒精廠在內的一係列國內投資項目被毀。1941年底起日寇又大舉入侵東南亞，橡膠業作為重要戰略物資產業，不能逃脫被霸占的命運，黃氏企業再度深陷泥潭。
至於陳嘉庚，則早在1929年經濟危機中，因美國汽車大量減產，馬來亞外銷輪胎需求銳減，連累橡膠業極度不景氣，而麵臨破產之厄運。1934年，陳嘉庚的公司積欠銀行債務近400萬新加坡元（叻幣），其公司所餘資產僅200多萬元，資不抵債，盛極一時的陳氏商業王國，隻好全麵收盤。他竭盡心力主辦的廈門大學，也因無法獨力維持，被迫於1937年7月初無償移交南京政府，轉為國立大學。
殊途異歸
盡管生意失敗，但仍毀家紓難，利用自己作為南洋華僑領袖的巨大號召力，支援祖國抗戰，讓陳嘉庚成就了跌宕起伏的傳奇人生。
1950年，海外漂泊半個世紀，最後孑然一身的陳嘉庚，在76歲高齡時決定回國定居。新政權給了這位危難關頭的老朋友以很高的禮遇和地位，他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不過，正因其一貫親共的立場，在發家之地新加坡，他的事跡和聲譽，長期受到官方“冷處理”，直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大陸與新加坡關係逐步改善後，情況才告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