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八年（1919年）4月，年過50的印尼華僑富商黃奕住，結束了35年的客居生涯，回到國內，定居廈門鼓浪嶼。
生於福建泉州南安縣的黃奕住，十五六歲時隨父母南下荷屬印尼三寶壟市，以為人理發謀生，人稱“剃頭住”。後由小商販積蓄資財，轉而專營糖業，借一次大戰後世界糖價飛漲之機，資產增至數千萬荷蘭盾，成為爪哇四大糖商之一，與號稱“爪哇糖王”的閩南同鄉黃仲涵齊名。
正當壯年而事業又處於鼎盛期的黃奕住決計回國，自有其苦衷。因荷印殖民當局眼見華商勢力坐大，遂以征收高額“戰稅”為名加以限製，印尼華人首富黃仲涵的建源公司需繳稅3500萬盾，黃奕住則攤到了1500萬盾。“二黃”被迫“用腳投票”，黃仲涵避走英屬新加坡，數年後在那裏去世，黃奕住則選擇了落葉歸根。
“十三行”領袖
俗稱“福佬”的閩南人，喜歡舉族經商且極重鄉情，即使常年在異國他鄉打拚，仍難忘故裏，離土不離鄉。遠在黃奕住毅然返國的200年前，著名的廣東十三行中的閩南籍行商，也有過一次大規模的回遷行動。
清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1720年前後），擁有外貿專營權的“公行製度”在“一口通商”的廣州建立，廣州口岸非常繁盛。但清廷設立的粵海關，對外國商船征收名目繁多的各種捐稅，每艘船除了要繳三四千兩銀子船稅外，還須納至少6%的貨物關稅。洋船不堪重負，紛紛轉到廈門貿易，閩籍十三行行商也隨之回廈門另組公行，導致廣州口岸一度蕭條。
據身為十三行行商後人的中國經濟史學者梁嘉彬考證，最為著名的十三行行商領袖怡和行伍秉鑒，祖籍福建安海（屬今晉江），與明末清初大海商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是同鄉。康熙初年，即鄭氏集團退守台灣期間，伍家祖輩自閩入粵，定居南海縣（今廣州），後成為行商。到了伍秉鑒（1769年—1843年，時為乾隆至道光年間）這一代，財力達到極盛，他和他的兄弟及兒子，長期出任行商總商之職。
聲望及實力緊隨怡和行伍氏家族之後的，是同文行（後稱同孚行）潘振承家族，其行名中的“同”字，即源自祖籍福建同安縣（屬今廈門）。黃仲涵及20世紀上半葉著名南洋僑領陳嘉庚，都是同安人。
到了清嘉慶年間（1796年～1820年），十三行行商以伍、潘、盧、葉四家勢力最強，義成行葉尚林祖籍漳州詔安縣，廣利行盧觀恒為廣東新會人。換言之，四大行中，閩南籍行商占其三。
1810年，洋商自小呂宋（今菲律賓）將牛痘接種法帶入廣州，伍秉鑒、潘振承與盧觀恒合捐數千兩銀子，資助行商會館醫師在商人民眾中廣為傳種，造福深遠。1842年鴉片戰爭期間，英軍圍攻廣州，行商向守城清軍捐資200萬元助戰，怡和行伍家出了110萬元，同孚行潘家出了26萬元，其餘的64萬元為各商共捐。
此外較為知名的閩南籍行商，還有祖籍同安的麗泉行潘長耀家族（據說是同文行潘家的親戚），以及祖籍詔安縣的東裕行（後稱東興行）謝嘉梧家族。
回過頭來再說，雍正初年那次閩南籍十三行行商集體回鄉的抗議行動。1723年雍正登基，這位以嚴厲懲治貪贓舞弊和橫征暴斂的官吏而聞名的皇帝，注意到朝廷十分倚重的粵海關稅收竟然大幅下降，查明原因後，即勒令廣東地方大員整頓海關稅務，非法收入一律歸公，濫征官吏全部革除。此後，各國商船又逐漸回到廣州，聯手與官府較勁的行商們，終於得償所願（故事詳見《中國商幫成長記之粵商》第一章“銀錢堆滿十三行”）。
“五世六買辦”
鴉片戰爭之後，清廷被迫同意“五口通商”，廈門、福州與廣州、上海、寧波一起，成為近代第一批對外貿易口岸。西方列強陸續在廈門鼓浪嶼開辟租界，各國洋商也紛紛湧入麵積不過130餘平方公裏的廈門島內，催生了與早年十三行行商角色類似的買辦家族，其中最有名者，當數“五世六買辦”的葉氏家族。
原來洋商初到廈門，多會帶一兩個廣東人充當助手（又稱買賣手），他們大多數出身廣東十三行。廈門港航運開通後，外國軍艦、商船經常光顧，需要加煤加水或采辦食用物品等，市麵上便產生一種代辦組織，頭目即為買辦。隨著洋行業務發展，買賣手們就成了洋行的買辦，洋行內也開始設立“辦房”。
但廣東籍買辦在廈門人地生疏，語言隔閡，市場情況也不太熟悉，逐漸被廈門本地人所取代。這些本地人，或是擅長與當地官府打交道，或是有一定經濟能力和經商本領，或是懂得一些洋務的中小知識分子。
據廈門大學曆史係教授林楓的研究，葉氏買辦世家的第一代葉德水（生卒年不詳），生於廈門島內的蓮阪，年輕時作為華工（俗稱“賣豬仔”）到美國舊金山做苦力，其間學會了一些英語。打工契約期滿後，他留在當地做小買賣攢了點錢，便回廈門經營錢莊和茶行，因善於鑽營而致富，逐漸成為廈門有名的富商，建起兩座大樓，還到台灣開設了分號。左宗棠入閩鎮壓太平軍時，經廈門水師將領介紹，起用葉充當負責後勤供給的軍中糧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