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圜闠（huán huì，指街市）居奇百貨盈，遐方商旅滿江城。洋行街上持籌者，多學泉漳鳩舌聲。”
這是清中葉乾隆嘉慶年間（1800年前後）流行的一首《上洋竹枝詞》，描述了上海開埠（1843年）之前，小東門外洋行街一帶的繁華景象。詞中可見，泉州人和漳州人所說的閩南話，是當時商場上的“普通話”。
閩商是海陸兼營的商幫，上海則是北洋和南洋航線上的重要據點。上海閩商在離黃浦江外灘咫尺之遙的洋行街起步，很長時間內，曾經是那裏的主人。
拓荒洋行街
洋行街上的“洋行”，並非後來遍布上海灘的外國商行，而是兼營南洋進口貨物的閩粵商號。眾多泉漳商人聚集於此，以出售福建盛產的蔗糖及土特產為主，並代理南洋販運來的胡椒、燕窩、海參、樟腦、檀香、蘇木等，上海人稱之為“洋貨”，洋行街因此得名。
直到抗戰前夕，洋行街仍有糖、海北桂（海味、北貨、桂圓合稱）商號300餘家，是全國糖業總彙，設有多個行業交易市場。1945年後，洋行街改名為陽朔路。
與洋行街相鄰的鹹瓜街（今東門路到複興東路），以及北門鄭家木橋街一帶（今福建南路），是早年上海的商業中心，前者稱為南市，後者稱為北市，同樣是閩商聚集之地。鹹瓜街上有上海閩商建立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一座會館——泉漳會館。
據說鹹瓜街之名，亦由福建人而起。因該處經營海產批發，尤以黃花魚居多，價格十分低廉，有“十斤黃花換斤瓜”之說，而福州俚語又將“花”念為“瓜”。當年上海的福建餐館，菜單上常有“糖醋黃瓜”“清蒸黃瓜”，待端上菜來，才發現“黃瓜”原來是黃魚。加上海產不易保鮮，常須醃製後出售，稱為“鹹鮮”。一來二去的，賣黃花魚的街市，也就成了“鹹瓜街”。
鹹瓜街作為上海主要海鮮集貿市場之一的曆史，延續100餘年，直到20世紀50年代，水產實行統購統銷政策，民間商販銷聲匿跡，它才告退出江湖。
鹹瓜街又是晚清至民國全國六大藥材集散地之一，沿街大中型藥材店五六十家之多，其藥材、參茸批發業務，不僅遍及國內商埠，還出口日本、朝鮮、東南亞等地。全盛時期，此處的參茸行達30餘戶，占上海全市總數六七成之多。民國初年，滬南商務分會換屆選舉，閩商蘇本炎作為參茸業代表參選，他是晚清上海聲望頗高的閩商領袖蘇升之孫。由此可見，閩商在上海參茸業內也有相當實力。
南洋莊稱雄
上海閩商的經營方式，最大特點是流動性。一來他們主要集中在商品流通領域，二來他們是晚清以來上海埠際乃至海外貿易的重要承擔者。其典型例子，就是閩商開創和經營了在上海外貿史上舉足輕重的南洋莊。
1843年上海開埠後，全國對外貿易中心逐步由廣州移至上海，閩粵及其他內地商人紛紛來滬，本來雲集廣州的外國商行，也相繼在滬開設分行。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年—1860年）之後，海上交通日趨發達，自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三十餘年間，上海對南洋（包括香港）貿易額成倍增長。
在此期間，閩粵商人憑借其與南洋僑商的家族、鄉族關係，一改原來主營福建特產，兼營南洋物產的狀態，專門代理南洋物產而兼營國內土特產，出現了以南洋貿易為專業的南洋莊“九八行”。這些行號一般不自負盈虧，而是按代理進出口貨值，抽取2%的傭金，故通稱“九八行”。
南洋莊的特點是幫口分明，當年在洋行街一帶從事此項業務的，還有山西、寧波、天津、四川等商幫，而以閩粵商人名下的商號，交易量最大。
前麵提及的上海閩商領袖蘇升，乃是福建永定人，他於1855年創立福裕南商號，是閩商經營南洋莊的佼佼者。他曾牽頭聯合同業，租得上海豫園點春堂，成立花糖洋貨商會。後來與另一福建富商曾鑄合股，兩家結為姻親，將南洋物產進出口業務越做越大。蘇家祖孫三代與曾家，還有後期上海閩商翹楚葉鴻英合夥，一直將該商號業務維持到20世紀20年代。
興衰彈指間
到了20世紀30年代前後，作為駐滬客幫，上海閩商無論是在國內埠際貿易還是南洋莊進出口貿易中，都呈衰退之勢。
首要原因，是中日衝突不斷，國內抵製日貨情緒高漲，如葉鴻英就因被指暗中經營日貨，遭巨額罰款，憤而出走，導致生意一落千丈。兩次淞滬戰爭（1932年“一二八”抗戰及1937年“八一三”抗戰）期間，閩商雲集的南市遭受極大破壞，店鋪財產損失大半，商人們紛紛回鄉躲避。
其次是1936年粵漢鐵路通車，加上早已開通的滬寧、滬杭鐵路，上海通往南方各省的交通更為便利，這些省份的土特產以往要用輪船從上海轉運，現在則可直接分運各地，以埠際商品流通代理為主的閩商，生意少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