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同業間因局勢動蕩、生意難做而惡性競爭，通貨膨脹又日益加劇，需要大量資金周轉的進出口代理業，難以長期支撐，於是閩商關門歇業者眾。
據統計，1938年到1942年間，“上海市轉運報關商業同業公會”仍有相當數量的會員，但福建籍會員隻剩下4家了。
抗戰及太平洋戰爭期間，因海運封鎖，商船來往斷絕，南洋莊業務陷於停頓。盡管抗戰勝利後稍有恢複，但國民政府官僚資本不斷滲透控製進出口行業，同時內戰不斷，外彙管製，到1949年5月中共部隊攻占上海時，包括閩商南洋莊在內的上海外貿活動，又再告停歇。
1956年初，南洋莊等私營進出口商行全部實行公私合營，分別歸口並入上海國營外貿公司。老一代閩商在上海灘一二百年的曲折經商路，至此黯然完結。
閩商退與進
191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商業地理》一書中，稱上海為中國唯一國際貿易市場，各省商人群集，以籍貫論，大致分為十三幫，但其中唯獨不見福建商幫。
不過，直到半個世紀後，即20世紀五六十年代老一輩上海商界人士的口述回憶中，仍然承認“從曆史上考察，以前（上海）勢力最大的是廣東、福建兩幫，後來寧波幫的勢力超出此兩幫”。
在上海人眼中，閩粵兩地人民無論語言、生活習性、經營行業、經營方式和宗教信仰，都有許多相似之處，且早期上海富商確以閩粵人居多。如一位外國傳教士估計，1851年上海縣城裏有廣東人8萬左右，超過江蘇（時上海受其管轄）和浙江人，福建人6萬左右，排名第四。
在一些華洋、官洋之爭中，閩粵人也能常常聯手。如1851年上海小刀會起義，主體就是閩粵人，尤其是商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小刀會遭到鎮壓後，閩粵人一度在上海遭到清廷封殺。此後，廣東商人利用與外國商行的特殊關係，打通上海道台（地方首長）的關節，取得鴉片經銷壟斷權，由此東山再起。而福建人則元氣大傷，到1885年，公共租界內的閩籍人士隻有708人。恰恰這三十年是上海經濟起飛、人口急劇膨脹的時期，閩商不進反退，埋下了後來實力削弱的伏筆。
上海的粵商和閩商都是“重販運、輕實業”，投資工礦企業的不多。但粵商經營範圍要廣泛得多，舉凡買辦、鴉片、百貨、典押、錢莊，幾乎無所不為，比單一經營土特產和南洋貨的閩商，自然更加遊刃有餘。
上海閩商的一大“對頭”是寧波商，又稱甬商。寧波商與閩粵商一樣，都是海商出身，兼營海內外貿易。閩商勢力在東南亞的影響無人可及，但上海開埠之後，寧波商卻在當地有後來居上之勢。1851年小刀會起義失敗，某種程度上成為上海閩商與甬商之間實力消長的轉折點，寧波人占據了福建人退出後留下的地盤，人數急劇增加至6萬人，僅次於廣東人。太平天國戰爭又迫使大量寧波人北渡杭州灣進入上海經商謀生，陸續拓展金融、航運等新興行業，自此無論是經商人數還是綜合實力，都一舉超過了廣東幫。
到1948年，上海總人口近500萬，其中約100萬為寧波籍人士，工商業從業人士達30萬，榜上有名的大小富豪數百人，著名家族上百個。上海從早年“多學泉漳鳩舌聲”，變成了“上海已非上海人的上海，而是寧波人的上海”。
從經營業態上看，上海甬商在帆船運輸、錢莊、民信、銀樓、藥材、成衣、海味、糖業等方麵均有涉足，且不局限於傳統商貿業，還控製著與商品流通相關的金融彙兌行業，這比仍然醉心於埠際販運的閩商，顯然更勝一籌。甬商和粵商一樣，善於從事買辦行業，後來風頭壓過廣東買辦，湧現出葉澄衷、朱葆三等一大批著名的買辦商人，他們借此積累雄厚資本，大舉進軍新興行業。福建人雖然也有做買辦的，卻不具備群體優勢。
到20世紀30年代初，上海本幫和甬商食糖進口行崛起，取代了閩幫九八行的業務，後者的最後一片牢固陣地，亦告失守。
客觀地看，在現代輪船業及鐵路運輸未興起之前，上海閩商主要憑借糖業、海味業、豆米業及棉、紙、茶、木材等土特產的帆船販運貿易和批發代理，迅速致富。而自民國初年起，上海產生富商巨賈的行業，已經是銀行、紡織和輪船運輸等，在滬閩商走向式微，是早晚的事。
但上海閩商的退卻，又與鴉片戰爭之後福建人口大規模向海外，尤其是東南亞遷移有一定關係。習慣於流動而又極重家族、鄉族聯係的閩商，逐步淡出上海，卻在東南亞與中國沿海之間，建立了另一個範圍更龐大的商業網絡，在傳播中國商業文明的同時，自己也成為名符其實的國際性商人。
由此說來，近百年來閩商是從上海“退走”而非“敗走”。20世紀初滬上十三幫中，沒有福建商的一席之地，後人似乎應做更為公允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