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5日大清早，兩位滿口閩南話的古稀老人，帶領一支十餘人的考察車隊，從雲南省會昆明出發，經大理下關、保山、芒市一路西行，向中緬邊境的畹町和瑞麗進發。
二老分別是77歲的全國僑聯副主席莊明理、68歲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共存。他們所走過的，就是中國抗戰史上赫赫有名的滇緬公路，而此次前後耗時六天、來回1850公裏的特殊行程，隻有一個目的：探訪已逐漸湮沒無聞的三千南洋華僑機工報效祖國、協力抗日的史跡。
南僑奮起
47年前，即1939年春天，年方21歲的廈門大學學生陳共存，輾轉來到抗戰後方的昆明，打算繼續升學。當時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名校已內遷至此，組成名師雲集的西南聯大。
陳共存在昆明時，恰逢第一批自南洋回國參與抗日的華僑機工抵達，他前往探望，看到機工們既無寒衣，又缺少住宿被鋪，以稻草席地為床，苦不堪言。他隨後寫信向叔父陳嘉庚彙報實情，請求設法解決。
生於福建同安集美村的陳嘉庚，是20世紀上半葉東南亞一代著名僑商領袖，發起組織華僑機工回國助戰，抵抗日寇入侵，堪稱他傳奇人生中極重要的一筆。
其實，抗戰爆發前，因受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衝擊，陳嘉庚經營的商業王國已告衰微，昔日的馬來亞橡膠大王，不得不麵對破產清盤的厄運。但素來熱心祖國事務和同胞利益的他，在數以百萬計的東南亞華僑，尤其是閩籍同鄉中，仍擁有巨大的號召力。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發生後第三天，即8月15日，新加坡華僑召開大會，成立“馬來亞新加坡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簡稱新加坡籌賑會），公推時年64歲的陳嘉庚為主席。
第二年“雙十”國慶節，南洋各地45埠華僑代表168人在新加坡集會，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大會”，簡稱南僑總會，陳嘉庚再獲選為總主席，李清泉（菲律賓僑商，福建晉江人）、莊西言（印尼僑商，福建南靖人）為副主席。大會發表宣言，號召南洋八百萬僑胞精誠團結，為祖國抗戰做後盾。
南洋各地華僑如此廣泛而有力地組織起來，在曆史上還是第一次。抗戰期間，南僑總會實際上成為東南亞華僑支援祖國抗戰的最高領導機構。
南僑總會成立半個月後，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在戰時陪都重慶召開。陳嘉庚以華僑參政員身份，自新加坡發來“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電報提案，獲大會讚成通過，唯時任參政會主席的汪精衛，對此不以為然。名記者鄒韜奮在《抗戰以來》一書中評價說：“這寥寥的十一個字，卻是幾萬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1939年初，陳嘉庚收到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的一紙電報，請他以南僑總會名義，代為招募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同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屬的西南運輸處主任宋子良（宋子文之弟）親赴新加坡與陳麵商此事。
同年2月7日，南僑總會發出《征募汽車修機駛機人員回國服務》通告，新加坡機器行率先響應，號召本地機工同業“共肩民族複興之責，以盡國民之天職”。僅僅十天之內，第一批誌願回國的機工80人（時稱“八十先鋒”），已整裝待發。
三千壯士
原來，1939年1月，為應抗戰急需而趕修的滇緬公路西段（下關經保山、芒市到畹町，全長548公裏）剛剛竣工，加上數年前改造完成的東段（昆明到下關，全長412公裏），作為戰時後方戰略大動脈的滇緬路中國境內段已全線通車。公路是通了，但經濟水平落後又連年戰亂的中國，技術熟練的汽車司機和維修工卻奇缺，情急之下，國民政府唯有向華僑求助。
在為勇敢共赴國難的“八十先鋒”踐行時，陳嘉庚感歎說：“華僑機工放棄在海外的職業，願回國服務，不但利益減少，工作亦較辛苦……資本家看到諸君此種偉大犧牲之精神，應當更加出錢，庶可以對諸君而無愧。”
當時，重慶國民政府委托南僑總會招募機工，開出的月薪為國幣30元，而應募的華僑工程師，不乏月收入達200新加坡元（折合國幣近700元）者。但大敵當前，同仇敵愾，踴躍應募者中，除普通司機、修理工和工程師外，富家子弟和大學生亦不在少數，湧現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
僅1939年2月至8月的半年內，南僑總會即先後招募九批機工，經越南、緬甸等地運送回國，總計近3200人，他們絕大多數原籍為閩粵兩省。機工的回國旅費和日常衣物用品，每人約花費80新加坡元，合共25萬多元（折合國幣近90萬元），均由南僑總會下屬各埠機構出資承擔。
三千南僑機工回國後，編入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大部分在全長1146公裏的滇緬公路沿線（緬甸境內186公裏）從事軍事運輸，也有一些奔赴廣西前線，參與南寧昆侖關戰役（抗戰重大戰役之一，1939年12月—1940年1月）的火線運輸工作。
據《中華民國統計紀要》記載，從1939年7月到1942年7月的三年中，滇緬公路運輸的軍需品和其他物資共計452000噸，很大一部分由南僑機工完成。另據當年印行的《華僑先鋒》記載，南僑機工在滇緬公路上平均每日軍事物資輸入量在300噸以上，被譽為抗戰運輸線上的“神行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