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回國定居的陳嘉庚在莊明理等人陪同下，到雲南、貴州等地慰問留下來的南僑機工，當時他們大多能在新環境中安居樂業，讓八十高齡的陳嘉庚頗感安慰。不到6年後，這位一代愛國僑領溘然長逝。
隨後持續二十餘年的曆次政治運動中，留在國內的南僑機工因“海外關係複雜”“國民黨走狗”等罪名，身心均遭摧殘，曆史功績也被抹殺。到莊明理、陳共存一行重走滇緬路時，僥幸生存的老機工估計不到總數的四分之一，且都是七八十歲風燭殘年的老人了。
1989年7月7日，南僑機工歸國參戰50周年之際，一座十二米高的“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在滇緬公路西段的起點——昆明滇池之濱樹立，碑座正麵鐫刻四個大字：赤子功勳。
半個世紀的廈門商會
現代的中國商人有沒有屬於自己的節日？答案是：曾經有過。
1946年10月，抗戰勝利未久，國內經濟枯竭，商業萎靡，全國商聯成立大會適於此時在首都南京召開。會上，廈門商會代表提交議案，要求確定每年11月1日為“中國商人節”，議案順利獲得通過。對複蘇戰後瀕於崩潰的民族工商業，此舉自有振奮人心的作用。
在國內眾多民間商會中，廈門商會資格頗老。它成立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仲夏，時稱廈門商務總會，是清末經政府備案設立的最早一批新式商會之一，也是福建省內第一家近代商會。
廈門在鴉片戰爭之後被迫對外開放，列入“五口通商”口岸之列（其餘四處為上海、寧波、福州和廣州）。這個曾經是明清東南海商主要基地及閩台貿易樞紐的小島，比大多數國內城市，更早地開始了近代化的進程。
據《廈門誌》記載，清中葉以來，對外貿易發達的廈門已出現洋行、商行、“途郊”等商人組織，“途”是行業之意，“郊”則專指直接從生產商購貨的批發商。19世紀末廈門有“十途郊”之說，可見商人組織之發達多樣。
由於廈門在晚清東南沿海外貿中的特殊地位，自傳統“途郊”改組而成的廈門商務總會，號稱有“聯絡滬津，樞紐閩南，以控製南洋各屬商務之勢”。直到1949年的近半個世紀裏，不管鷺島（廈門別稱）內外如何風雲變幻，它都是當地政治、經濟及海外聯絡溝通舞台上的要角。
辛亥革命爆發前，該商會管轄廈門市麵及泉州、漳州、龍岩、永春等地，自台灣歸來的富商林爾嘉（字菽莊）出任第一、二屆總理。林氏率先在廈門興辦電話公司，協助籌建福建省第一條鐵路——漳廈鐵路。至今，鼓浪嶼上他所修建的菽莊花園，仍是遊客必到的名勝之一。
清末至民國，廈門商務總會（後分別改稱廈門總商會和廈門市商會）曆屆負責人（先稱總理，後改稱會長或主席）中，任期最長、影響最大的，是同安縣人洪鴻儒。這位經營糧食、信局、出入口貿易和錢莊的商人，自1908年到1938年的三十年間，先後六次執掌商會。
他最為人稱道的，是抗戰爆發廈門淪陷後拒不事敵，以74歲高齡亡命海外，奔走於香港、越南、新加坡等地，聯絡華僑堅持抗擊日寇。日方屢次威逼利誘其回廈門出任偽職，均遭痛斥。後一度被敵拘押於馬六甲，敵逼其寫悔過書，他以“無過可悔”回應之。受其精神感召，他領導下的廈門商會同人，無一人在淪陷期間參加偽組織。抗戰勝利後，82歲的洪鴻儒榮歸廈門，國民政府特頒發“忠貞愛國”匾額一方，予以表彰。
廈門商會另一重量級人物，當數為廈門市政及交通基礎設施出力甚巨的爪哇富商歸僑黃奕住。
20世紀30年代初，廈門商會達到鼎盛期，據1930年統計，屬下共有48個同業公會。抗戰勝利廈門光複後，到1946年，商會下屬同業公會恢複至28個，1949年更增至51個，表現相當活躍。也正是在此期間，他們在全國商聯大會上首倡設立“商人節”，同時提出請求當局改革稅務、準許創設縣市商業銀行、鼓勵華僑回國投資等18個議案，皆獲通過。
商人們的願望是美好的，但現實非常殘酷。因內戰驟起，國共廝殺，重振商業所需要的和平環境遭受破壞，經濟危機一發不可收拾。
不過三年後，大陸政權易手，商人或黯然去國，或觀望留守，“商人節”決議轉眼成了一紙空文。廈門商會作為舊時代的產物，由新政權接管重組，改名為廈門市工商業聯合會，留下來的會員們，也和全國各地商人一樣，迎來了一個讓他們忐忑不安、前途未卜的新時代。
還有一段小插曲：1950年3月，廈門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委會成立，中共委派的第一任廈門市政府市長梁靈光（福建永春人）出席致辭。整整30年過去，文革後複出、已經64歲的梁靈光，調任廣東省委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主管深圳、珠海、汕頭經濟特區的創辦工作。而此時的廈門，從百餘年前的“五口通商”口岸，又變成了四大經濟特區之一。
曆史，總是愛開一點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