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徽州休寧老縣城，一位名叫胡洪椿的68歲老人，結束了50年商海拚搏的生涯，在寂寞中悄然離世。
胡洪椿是有著近200年曆史、曾占領大半個中國墨業市場的“胡開文”墨號的第六代傳人。他最輝煌的一頁，是接手墨號僅僅5年後，即1915年，便以一份獨具匠心的“地球墨”，獲得美國舊金山舉行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金獎。
他去世前4年（1957年），其獨自苦苦撐持的“胡開文”休城老店已告關閉，古老徽商的最後一點餘脈，至此宣告中斷。
時光倒流400年。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休寧東北數百裏的杭州城，本為徽州海商的“倭寇”首腦汪直（又名王直）被軟禁兩年後終遭官府處死，演變成一樁至今爭議不斷的奇案。
徽商興衰，綿延400餘年，其間多少風雲激蕩，幾許風流人物，汪直和胡洪椿，不過是其中兩片浪花而已。
無徽不成鎮
所謂徽商，是指以新安江流域為中心的徽州府一府六縣（歙縣、黟縣、休寧、績溪、祁門、婺源）的商人。
徽商起源於何時？早在20世紀40年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學主要奠基人傅衣淩（後長期主持廈門大學曆史係）便提出“最早當始於宋”，因宋代茶商是中國最大商業資本之一，而徽州恰好是著名的茶葉產地。宋室南渡後，經濟中心隨之南移，徽浙兩地經濟關係本來密切，由此手工業及商貿活動更得到促進。傅著重指出，徽商“占有中國商業史上的重要地位，則約在明代中葉前後”。
近年出版的《徽州文化全書》之《徽商》卷裏，安徽師範大學學者王廷元經多方考證後認定，徽商作為一個廣有影響的大規模商幫，是在明成化（1465年—1487年）、弘治（1488年—1505年）兩朝形成的。此時距明太祖朱元璋立國已達百年，社會大體安定，農業生產力提高，商品經濟經宋元兩代滋長已有相當基礎，徽商遂獲得擴張良機。
自此期間到明萬曆（1573年—1620年）中葉的一百餘年，是徽商大發展的階段。換言之，身兼“海商”與“倭寇”雙重角色的汪直受刑之日，正是徽州商幫走向第一個輝煌頂峰之時。汪直死後不過兩年，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徽商最早的互助組織——歙縣會館在北京創設，而汪直的老家正是歙縣。
一般認為，鹽、典（當）、茶、木，是徽商經營的最主要行業，糧食、棉布、絲綢、瓷器、紙張、製墨、刻書及餐館業稍次之。
最早係統研究徽商（舊稱新安商人）的日本學者藤井宏，歸納了徽商資本的7種來源，即合夥經營的共同資本、轉授資金的委托資本、妻家提供或嫁妝轉化的婚姻資本、親友同族支持的援助資本、繼承而來的遺產資本、官宦出資的官僚資本，以及白手起家的勞動資本等等。
比如清乾隆年間創辦“胡開文”墨號的胡天注，就是十幾歲時離開績溪老家出外當墨店學徒，得到休寧製墨名家汪氏賞識，招為女婿，最終承攬其全盤生意，才得以開創200年輝煌家業的。
傅衣淩則認為，徽商能雄飛於明代商界，理由至少有二：一是他們多兼營金融業務，接受外界存款，彼此開展彙兌業務，即彙票製度，這讓徽商獲得可擴充業務的大量周轉資金；二是徽州人的商業道德，頗為時人所稱道，見財不昧、拾金待還的故事，以及對借貸的信用，在徽州各地方誌中，史不絕書。
根據記載，明朝中葉，徽州商幫中已出現一大批手握巨資的富商大賈，其中“藏鏹（銀錠）有至百萬者”，到了極度興盛的乾隆年間，竟有“富至千萬”的大商人出現。
徽商沿著長江中下遊和運河水路交通線建立商業網絡，並在南京、蕪湖、安慶、武漢、揚州、蘇州、杭州、臨清等城市建立商業殖民地，這些地區通稱“大徽州”。
而徽商足跡不限於此，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明清民間有諺語雲：“鑽天洞庭（指蘇州洞庭商人）遍地徽”“無徽不成鎮”，由此可知其商業活動之無遠弗屆。
海盜與海商
汪直東海稱王的那些年頭，困擾明朝的“倭患”正愈演愈烈。
“倭寇”本指明代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嘉靖一朝的45年間（1522年—1566年），“倭患”次數猛增到628次，占記錄在冊總數量的80%，嘉靖後期，即1552年—1566年的15年間，“倭患”多達609次，占嘉靖一朝幾達97%，史稱“嘉靖倭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