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慶內軍械所先以製造子彈、火藥和槍炮為主。1862年，它造出中國第一台蒸汽機和第一艘木質輪船，1863年起，又陸續生產各種劈山炮和開花炮彈。1864年曾國藩率軍攻陷天京後，將軍械所從安慶遷來，後並入金陵機器製造局。
不過，以衛道著稱的儒將曾國藩，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要求從屬於湘軍體係的安慶內軍械所，完全不借助外國的力量。所謂“內”字，即指資金全靠湘軍內部供應、產品全部供給湘軍內部使用、技術力量完全來自中國國內，不與外洋器物及洋人有任何瓜葛。
因此，盡管這家官辦企業聚集了當時中國最有能力的一批科技專家，如徐壽、華蘅芳、李善蘭等，以及上百名熟練技工，但保守的管理思路，令其無從吸收西方較為先進的軍工技術，所產軍品大多乏善可陳。後人甚至批評這家軍械所“財政撥付經費，經營不為利潤，產品不為交換”，能否稱得上是近現代意義上的企業，還很成問題。
幸好，1865年由曾國藩籌劃，署理兩江總督李鴻章實際承辦的上海江南機器製造總局，以及1866年由時任閩浙總督的湖南湘陰人左宗棠籌劃，後任船政大臣沈葆楨接辦的福州馬尾船政局，皆大舉引入洋人專家及外國機器設備，想方設法仿製借鑒，軍工產品製造水平有所提高，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才算名實相符。
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為晚清最重要的軍工企業，經過150年曲折發展，傳承其嫡係命脈的江南造船集團，如今已成為最負盛名的軍民兩用現代化造船基地。而馬尾船政十三廠及船政學堂，實乃中國近代化海軍之濫觴，其貢獻早已載入史冊。
曾國藩及左宗棠以一介儒生參政，揮師平亂之餘，扮演“政商”角色，為中國新型機器工業開一先河，堪稱曆來工商業欠發達的湖湘之一大奇跡。
徽商“克星”說陶公
再往前追溯數十年，清朝中葉以後率先提倡“經世致用”的改革派實幹家陶澍，應該位列湖南“政商”第一人。
曾是林則徐老上級的湖南安化人陶澍，為官40年，事跡甚多，大刀闊斧改革積弊甚深的兩淮鹽政，應是其中極重要一筆。
原來，清朝沿襲明朝以來的“綱鹽製”，即由若幹富商充當“綱商”，把持鹽引（食鹽專賣憑證），其總頭目稱“總商”，代表官方主管各個散商。清中葉以前，先是陝西及山西商人，後來是迅速崛起的徽州商人，占據最大產鹽區兩淮的中心揚州，壟斷鹽業經營，得以富甲天下。
據湖南師範大學學者陳蒲清所著《陶澍傳》記述，至清道光十年（1830年）陶澍以兩江總督身份兼兩淮鹽政時，“綱鹽製”已實行數百年，綱商一家獨大，督察官吏又隻顧中飽私囊，導致鹽價昂貴、民不聊生，且因官私鹽價差距甚大，導致官鹽滯銷，私鹽猖獗，當時清廷以鹽稅與農業稅為重，幾乎不征工商稅，因此官府稅收虧空，財政困窘。
陶澍出台的改革措施包括：裁減官吏虛浮的辦公費用，整頓鬆散的吏治，同時裁撤任意妄為的總商，嚴厲緝查私鹽，並改善地方交通，疏通食鹽銷售渠道。總而言之，是盡量降低鹽業買賣運輸的成本，平抑鹽價，官鹽便宜了，老百姓就不會冒險去買私鹽。
陶澍還在淮北試行鹽票製度，取代鹽引，即設局收稅，人人可以申請運鹽，不必經過綱商，徹底打破壟斷。林則徐的好朋友湖南寶慶府（今邵陽）人魏源，就在陶澍幕中做事，據說這位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曾經請票運鹽，實實在在賺了一筆錢。
改綱鹽為票鹽，實際上是打破官商壟斷經濟的創舉。繼淮北之後，淮南、河東（屬山西）、閩浙等鹽場也實施票鹽製，鹽民生活大大改善，且上繳了大量鹽稅，使國庫得以充實。
陶澍改革兩淮鹽政的另一個直接後果是，憑借鹽業專營輝煌數百年的徽商，命運自此急轉直下。陶澍晚年極為賞識懷才不遇的湖南小同鄉左宗棠，決意“托孤”，雖然身為封疆大吏，不惜與一介布衣的左氏結為兒女親家。有意思的是，左宗棠以征伐太平軍軍功官居高位時，曾十分倚重“紅頂徽商”胡雪岩，使胡氏一度紅遍晚清政商兩界，成為末路徽商的回光返照。
若論曆來的名氣與實力，湘商在眾多商幫中恐怕隻能敬陪末座，但開近代風氣的湖湘“政商”，有意無意中卻把“天下第一商”拉下馬，這是不是曆史開的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