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各府各幫的商人，平時獨立經營，也有各自的碼頭、行棧（倉庫）和會館，一旦遇到其他省籍商幫競爭，大多能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實力最強的寶慶幫，除了坐鎮漢口寶慶碼頭，在漢陽鸚鵡洲、武昌白沙洲等地，都建立了碼頭。
據美國學者羅威廉在《漢口：一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95）》一書中的研究，由於裝載木材的大駁船在漢陽鸚鵡洲停泊、裝卸更為便利，19世紀40年代，這個長江邊上的沙洲，在地區間大宗廉價木材貿易市場中的重要性，趕上並超過了漢口沿岸。而真正讓它進入黃金時代的，是湘軍從太平軍手中奪回武漢三鎮後，計劃建立和訓練一支強有力的水師，他們需要就地采購大量的木材。
稍後，清廷廢除實施多年的禁海令，刺激了航海帆船的大規模生產，湘軍集團領袖發起的洋務運動，又讓國內的礦山開發和近代工業得以迅速起步，對木材的需求空前強烈。寶慶幫等湖南“五府”木材商人，近水樓台先得月，在鸚鵡洲木材交易市場大展拳腳。
貿易繁盛的鸚鵡洲上，人煙日益稠密，從“芳草萋萋”到居民逾萬，其中至少三分之二是湖南人，尤以寶慶人最多。為保身家財產安全，“五府十八幫”共同捐資，在鸚鵡洲的洲脊上修建了著名的鸚鵡堤，又先後修建湖南各幫會館28座之多。武漢人因此稱鸚鵡洲為“小湖南”。
在湖南幫興起之前，壟斷漢口木業的是江西幫和黃幫（由遷居鄂東黃州的江西籍商人組成），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及之後，湖南幫乘湘軍之勢而起，這兩撥江西商人失去天時地利，再也未能卷土重來。
倒是原來為江西商人充當地方代理商的漢幫（活動於漢水流域的湖北本幫）木材商，頑強地生存下來，與徽幫一起，繼續長期對抗湖南幫。
寶慶幫 殺四方
20世紀初期，日本駐漢口總領事水野幸吉多方搜集數據情報，寫成《漢口》一書。據他的統計，近代漢口活躍的地域性商幫達12個之多，在規模較大的商幫中，年貿易總額達到3500萬兩白銀以上的，有寧波幫、潮州幫、廣東幫和香港幫；年貿易總額在2500萬兩以上的，有湖南幫；年貿易總額在1000萬～1500萬兩的有四川幫、雲貴幫、陝西幫、河南幫、江西幫和福建幫。
清代的漢口，與北京、蘇州、佛山合稱“天下四大聚”，即商業最繁華的都市，曆來不太顯山露水的湖南幫，能居於漢口各大商幫的中遊偏上地位，令人刮目相看，而寶慶商人實為漢口湖南幫的中流砥柱。
道光末年（1848年左右），寶慶碼頭一帶已聚居了數千人，在幫主何元侖倡議下，幫眾共同出資修建了寶慶會館。會館主體建築前後三進，設有議事大廳、辦公樓及學校，是當年漢口最氣派豪華的商幫會館之一。
而據近年新寧縣民間人士所作《天下湘商》一書介紹，到抗戰爆發前夕的1937年，寶慶府各縣經漢口寶慶碼頭運銷武漢三鎮的大宗物資，成交金額分別達到：煤炭120萬銀元、木材80萬銀元、紙張60萬銀元、茶葉25萬銀元。
又有市井流傳的歌謠唱道，寶慶人是“尾擺長江掀巨浪，手搖槳樁遊四方”。可見其生意興隆，春風得意。
抗戰勝利之後，寶慶碼頭一度成為招商局和民生輪船公司的停泊碼頭，各省籍商幫民船也相繼來此停泊，寶慶幫自家的船舶，反倒難以靠岸了。
眼見百餘年的老地盤遭“侵占”，寶慶人沉不住氣了，他們仿效前輩何元侖，備下厚禮，登門拜訪奉命駐紮在武漢的國民黨73軍55師師長、新化縣人梁子祿。
曆史再次重演，梁師長下令調來機槍連，在寶慶碼頭周邊架上輕重機槍，虎視眈眈，外省籍船隻見狀，隻好趕緊駛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