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臨近前5天，前蘇聯人的報價上升到16．4萬美元；
在臨近前3天，前蘇聯人的報價上升到17．6萬美元；
在臨近前1天，前蘇聯人的報價上升到18．2萬美元；
在截止期那天，前蘇聯人的報價為19．7萬美元。
很明顯，前蘇聯人的這一係列讓步隻是一種象征性的行動。截止期過後，美國商人不再指望前蘇聯人會買這塊地皮，因為畢竟36萬與19．7萬美元之間差距太大，他們準備將這塊地皮交市場公開拍賣。可是，當房地產代理人正要把這塊地皮公開出售時，前蘇聯人又找上門來了，表示很有誠意購買，並願大幅度提高報價。於是，雙方又在一起商談，前蘇聯人這次願以31．6萬美元的現金成交，由於周轉困難而迫切需要現金的美國商人隻好硬著頭皮，咬牙切齒地同前蘇聯人簽訂了合同。
可見，前蘇聯人與美國人的讓步策略是不同的，結果最後成交價顯然有失公平，使前蘇聯人大得便宜。
我們曾從日本一汽車公司進口大批fp-148貨車，後使用發現存在普遍性的質量問題，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為此，我方向日方提出索賠。雙方在北京就索賠展開正式商洽，其中涉及關鍵部分是該貨車的質量，因為事實很明顯，fp-148貨車的質量問題是無法避免的。
在商洽初期，日方代表所講的每一句話，言詞十分謹慎，好像都是經過反複研究推敲的，因為隻涉及到質量，事實也就是索賠金額的數量。他們的言辭中避重就輕，如有的車輪胎炸裂，有的車擋風玻璃炸碎，有的電路有故障，有的鉚釘震斷，有的車架有裂紋……等。
我方代表在回複時，用事實給予說明：我們和貴方代表都到過現場，親自察看過，經鑒定，鉚釘非震斷，而是剪斷的；車架出現的不隻是裂紋，而是裂縫、斷裂！車架斷裂不能用“有的”或“偶爾”，最好要用比例數據來說明，等等。
日方代表：“請原諒，比例數字，未作準確統計。”
中方代表：“貴公司對fp-148貨車質量問題能否取得一致看法。”
日方代表：“當然，我們考慮貴國實際情況不夠……”
中方代表：“不是這樣的。應該在設計時就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因為這批車是專門為中國生產的。至於我國的道路情況，諸位先生都已實地察看過，我們有充分理由否定那種認為是由於中國道路不佳所致的說法。”
……談判氣氛十分緊張。
日方代表：“這批車的損壞程度會有如此嚴重？這對我們公司來說，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也是不可理解的。”
中方代表：“這裏有商檢公證機關的公證結論，還有商檢拍攝的錄像，如果……”
日方代表：“不！不！不！對商檢公證機關的結論，我們是相信的，沒有異議，我們是說貴國能否作出適當的讓步。否則，我們無法對公司交待啊！”
對此，雙方對fp-148貨車的損壞歸屬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日方代表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屬於設計上和製作上的質量問題。之後，雙方就索賠款數這一實質性問題進行商談。
中方代表：“請問貴公司對每輛車支付加工費是多少？這項總額是多少？”
日方代表：“每輛車10萬日元，計58400萬日元。”並問：
“貴國提價多少？”
中方代表：“每項16萬日元，此項共計95000萬日元。”
略停一會，日方代表之間進行了耳語一陣，又說：“貴國報價的依據是什麼？”
中方代表遂將車輛損壞的各部件，需要維護加固的工時和費用，逐一報價，說：“我們提出這筆加工費不高，如果貴公司感到不合算，派員維修也可以。但這樣一來，貴公司的耗費恐怕是這個數好幾倍。”
日方代表表示默認，並說：“貴方能否再壓一點。”
中方代表：“為了表示我們的誠意，可以考慮，貴公司每輛出多少？”
日方代表：“12萬日元。”
中方代表：“13萬日元如何？”
日方代表：“行！”
這項費用日方共計支付了77600萬日元。
而後雙方進入爭議最大的項目，即間接經濟損失賠償金的商談，金額高達幾十億日元。
日方代表首先談這項損失費，總計賠償30億日元的間接損失賠償。
中方代表也是逐條報價，逐項分析，並說明理由，最後我方報價總計為70億日元！
日方代表聽後，目瞪口呆，很長時間說不出話來，連連說：“差額太大，差額太大！”
中方代表：“貴公司生產如此低劣的產品，給我方造成多麼大的經濟損失啊！”日方代表：“貴方報的索賠額過高，若不壓半，我們會被解雇的……”
中方代表：“我們不願為難諸位代表，如果你們作不了主，請貴方決策人來與我們商洽。”
於此，隻好休會。
當天，日方代表與其總部進行了密談，時間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