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則上，我們可以擁有一種描述性的、且又合乎自然主義的人性價值科學。自古以來，“是什麼”與“應該是什麼”之間彼此相互排斥的對比情境，有一部分是錯誤的。我們可以研究人性的最高價值或最高目標，就像我們研究螞蟻的價值、馬類的價值、橡樹的價值，或甚至研究火星人的價值，是一樣的。我們能夠發現（而不是創造或發明），當人們設法改善自己時，他們努力朝向、深切渴望，且掙紮奮取的是那些價值，而當他們生病時，他們失去的往往也是那些價值。
然而，我們已經覺察到，隻要我們能區分健康人與其他普通人之間的差異，就很可以在這方麵大有收獲（至少在我們稍具技術的此時此刻裏）。我們不可以把精神官能症的渴望和健康的渴望加起來平均，然後就宣布一個可供使用的結果。（最近有一位生物學家宣稱：我己發現介於人猿與文明人之間的那條不明存在的領域，那就是我們！）
我認為，這些價值似乎是明白顯露於外的，是被創造的，和被組構而成的。它們內在於人性結構本身之中，具有生物學和遺傳因子的基礎，且隨文化而發展。我隻是對它們加以描述，而不是發明、設計或設想它們。（方法技巧對於資料本身並不負有責任）。這個想法恰好不同於沙特的思想。
我可以用一種更單純的方式來說明，目前我所研究的是各種不同的人（病人或健康人、老年人或年輕人）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所作的自由選擇與偏好。我們當然有權這麼做，就像研究觀察人員有權研究白鼠、猴子或精神官能患者所作的自由選擇。這種說法可以避免許多不切題、且又意見分歧的價值爭論，而且還強調了這項研究的科學性，使之完全脫離先驗的範圍。（總之，我的看法是： “價值”概念很快就要過時了，因為它涵蓋太廣、指涉太多不同的事物，而且具有太漫長的曆史。此外，此字的各種不同用法通常都不是有意識的，因而也製造了混淆。所以我常想要完全摒棄這個字眼。也許用一個較為特殊、較不易混淆的同義詞，也行得通。）
這種比較合乎自然主義，比較屬於描述性的（亦即比較“科學性的”）方法，還有一個優點：它可以改變問題的形式，把含含混混的問題，亦即把“應該”和“必須”這些原先充滿各種隱含的、未經檢證的價值問題，改變為有關何時？何處？是誰？多少？何種情況下等等比較具有一般經驗的形式的問題，亦即使之改變為經驗上可以檢證的問題。
我的下一個假設是，我認為所謂較高的價值、永恒的美德等，十分近似於在我們所謂的相當健康（亦即成熟、己發展、自我圓滿、具有個別性等）的人身上所發現的、在良好的情境下所作的自由選擇，也就是在他們感到自己處於巔峰狀態、最強而有力時所作的自由選擇。
或者，用更具描述性的方式來說明：這些人，在他們感到自己強而有力時，若能真正地自由選擇，他們很自然地傾向於選擇真而非假，選擇善而非惡，選擇美而非醜，選擇整合而非分裂，選擇歡悅而非憂傷，選擇生動活潑而非死氣沉沉，選擇獨特性而非千篇一律……諸如此類的價值也就是我所描述過的各種存有的價值。
還有一項次要的假設是，我認為這種選擇同樣地存有價值的傾向，約略可見於全人類或大部分的人。亦即，這種傾向是遍布於全人類的價值，不過在健康人身上看得最明顯清晰，最正確無誤，最強而有力罷了。此外，健康人所呈現的較高價值，最不摻雜（由焦慮而引起之）防衛性的價值，亦不摻雜下麵我將指出的“健康性的退化”或法爾鬆博士所謂之“邊岸的”價值。
另外一個十分類似的假設是：健康人所作的選擇，就生物觀點言，當然大體上都“對他們有益”（此處便是意指“有益於自己或別人的自我實現”）。此外，我也約略地感到，健康人所選擇的有益的事物，就長遠的觀點而言，很可能對較不健康的人也有益，而且他們一旦能成為較佳的選擇者，便也會作同樣的選擇。換個方式說，就是健康人比不健康人是較為良好的選擇者。或者，為了仔細考量這一想法以便引出其中的含義，我提議，先觀察健康人所作的選擇，並假定這些選擇是全人類的最高價值，然後針對其結果加以研究探討。也就是說，且讓我們以遊戲心情把這些人當作生物學上的試金石，認定他們的看法比我們敏銳、他們比我們更敏於覺察何者對自己有益，然後靜觀其後效！我敢說，假以時日，我們很可能最後也會選擇他們立即便選定的東西。或者我們遲早也會了解他們作選擇的智慧，並因此也作同樣的選擇。他們敏銳而明晰地覺察到的東西，我們隻能約略而含糊地察知。
同時我也假設，在高峰經驗中所感知的價值，大致上與前麵所言及的選擇價值是相同的。這麼做是為了表明，選取的價值隻是各種價值中的一種而己。
最後，我還假設了，這些以偏好或動機的形式存在於我們中的佼佼者身上的存有價值，就某種程度而言，與用來描繪藝術“傑作”、普遍的“美好天性”、或美好的外在世界，其價值是相同的。亦即，我認為內存於個人的存有價值與在世界之中所察知的同類價值，就某種程度而言是同形質的，並且這些內在的與外在的價值之間，具有彼此相互提升、相互增強的律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