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蔣介石得到報告，東北軍要聯共抗日，自由行動，他十分震怒。但很快就冷靜下來，經過一夜的考慮，認為張學良這個人的性質和所處的環境，是不可能自由行動的。蔣認為的環境，估計是指東北軍已經沒有地盤，怎麼可能自由行動？張學良的身世，又怎麼能夠信仰共產主義？何況，張學良還曾和蘇聯軍隊打過一仗。社會各界對東北軍和張學良也沒有好感。蔣安慰自己，並且定下規矩，以後晚飯後，不要處理重要的事情，以免情緒衝動，作出錯誤的決定。10月22日，蔣介石巡視西北，到達西安，部署剿共，安撫張學良。在蔣介石看來，紅軍隻是殘部，不難剿滅，他攘外必先安內的大功即將告成，可以專心對付日本侵略，而不必兩麵作戰了。但這時候的張學良和蔣介石在戰略思想上產生分歧，張認為隻有攘外才能安內，也就是隻有抗日，才能讓全國團結起來，避免分裂。28日，張學良麵見蔣介石，把和共產黨合作抗日的主張，直接擺在了蔣介石的麵前，遭到蔣介石的申斥。至此，蔣介石才意識到東北軍有“變亂”的可能。在蔣介石眼裏，張學良要求帶兵抗日，不願剿共，是這個人“無最後五分鍾的堅定力”，“小事精明，心態不定”，很可悲。29日是蔣介石的陰曆生日，回到洛陽避壽。
12月2日，蔣介石為了監督東北軍剿共，避免他的剿共大業功虧一簣，決定將生死置之度外，進駐西安鎮懾，逼迫東北軍剿共。蔣介石是一位敢於冒險的人，一生屨曆險地，即於4日從洛陽到臨潼，5日進住華清池。西安是東北軍和西北軍的駐地，不在蔣介石軍事勢力的控製之內。10日，蔣介石決定找張學良談話，並在日記中告誡自己：“對漢卿（張學良字）談話不可太重。”他畢竟有所顧忌。但蔣介石的暴烈性格，豈是改得了的？
當天下午與張學良談話的時候，蔣介石的主張遭到張學良強烈的反駁。從來沒有人敢當麵頂撞蔣介石，隻有少帥沒有顧忌。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蔣介石身邊的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恐怖的場麵。蔣介石忘了自己對自己的告誡，他也忘了當年訓斥劉湘的教訓，他的火爆性格自然是無法再控製的了，依然大發脾氣，痛斥張學良。
這下可真的招來了不測之變。少帥可不是劉湘，能夠權衡利弊，他從小受到嬌寵，也從來沒有受過上司的責罵，因為少帥沒有上司。這次蔣介石擺出了統帥的權威，張學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烈刺激，又怎能咽下這口氣？盛怒之下，回到西安城裏後就決定抓蔣介石。
捉蔣之前數小時，張學良召開了一個幹部會議，宣布他的決定：“好像燈泡，我暫時把它關一下，我給它擦一擦，我再給它開開，讓它更亮。”如此大變，竟然說得非常輕巧。於學忠質疑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學良告訴於學忠：“現在不能考慮到那許多，先把蔣抓起來再說。”大少爺的脾氣，掌管了國家命運，把軍政大事視作兒戲。張學良在口述曆史中解釋西安事變說：“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麼呢？我的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
當時，蔣介石剛剛慶祝了五十大壽（虛歲），張學良才三十六歲（虛歲）。他決策過程就很簡單：“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麼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情我當做，我就做！……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裏頭，我沒考慮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沒有！假設我自個要地位、利益，我就沒有西安事變。我跟你說，我大權在握，富貴在手，我什麼都不要。”近代中國的高層政治，竟是如此地原始粗放。他所謂的沒有私心，隻是因為權力和財富來得太容易，因而滿不在乎而已。
西安事變的發生，完全出乎政界的意料，如此莽撞的事件，令人無法想象。蘇聯正在和中國談判合作製約日本的問題，蔣介石的危險處境，也影響蘇聯的國家利益，因而強烈譴責這次事變。其實，當時蔣介石已經在考慮與共產黨妥協的方式，或者用他的話說“收編”的方式，隻是一時間日本對華侵略有所和緩，他還感受不到抗日的緊迫感，因而專意剿共，來完成他的統一大業。因此，當時並非沒有其他途徑引導他聯共抗日。當然，在蔣介石的詞典裏，“聯共”或“國共合作”的概念是沒有的。但這隻是個名詞而已，並不影響問題的實質。
西安事變，盡管結果圓滿，國家實現了團結抗日，但如果蔣介石當時有所不測，在當年的私兵體製下，黃埔係會分裂，國家就會分崩，也就難以抵抗日本侵略， 危險之情，非言語所能形容，並不是如我們現在想象的那麼輕巧。何況，現代國家的軍政事務，又豈能如此草率？從張學良本人來說，老帥的遺產，從此被少帥揮霍一空。東北軍作為當時中國第二大軍事派係，因為群龍無首，很快就分裂內鬥，被蔣介石肢解。東北軍部隊在抗日戰爭中，也就鮮有驕人的戰績。除了西安事變，人們對東北軍的印象，更多的是不抵抗和潰敗的恥辱。一秀焉能掩百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