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先生多次提到國民黨軍隊指揮關係中的“人本主義之性格”、人身關係（第12、26、232頁）。他指出：“新軍之全部設計，下至技術中之細節，始終未脫離他之掌握。雖孫總理亦無從改變他之決策，可以從他們彼此緘件中看出。再以他用校長身份與大部黃埔師生保持密切之人身關係，凡此都與他所景慕之曾國藩、戚繼光的事業有若幹相似之處。”（第26頁）。蔣介石沒有能夠改變曾國藩開始的私兵製度，也隻能成為最大的“一派係之頭腦”（史迪威語，第38頁）。蔣介石在指揮軍隊作戰時，不能用製式命令，而必須協商，必須尊重他們生存的要求，照顧他們的利益，否則的話，也許這支軍隊又要叛變了。他作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其實指揮的隻是一支鬆散的聯合部隊，他能夠直接指揮的隻是黃埔係以及直接依附於黃埔係的少數軍隊。黃先生書第232頁中提到孫連仲要求“讓第二集團軍留點種子”，就因為這是一個獨立的團體，而不是國家的軍隊，不能打光了。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堅持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就是因為蔣介石的指揮本來就是不統一的，各派軍事勢力各有各的生存要求和方式。
因此，中國如果要重新統一，解決私兵製度是重要一環。國共對決，國民黨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蔣介石解決不了私兵製度，無法真正統一指揮，不能不讓位於解決了私兵製度、更有朝氣的中國共產黨。統一、高效率的共產黨軍隊與國民黨軍隊的時代基礎並無不同，因此，不能僅僅以中國還是個中世紀國家和農業社會來解釋軍閥體係，而應該從大曆史的角度，認識到清王朝解體後，國家從分解到重新整合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真命未歸
我們在讀蔣介石日記以前已經明白，蔣介石未能通過現代化轉型尤其是土地改革來使自己獲得統一中國的力量。我們也已知道，國民黨自辛亥革命開始，對社會基層的動員嚴重不足，無法集結起整合中國的足夠力量。由於沒有足夠的社會動員，沒有解決私兵製度，蔣介石解決不了建設一個有效的高層機構的問題。我們沒有讀明白，黃仁宇先生為什麼認為創造高層機構和翻轉低層機構是“分屬兩種群眾運動”。（第42頁）從大曆史的角度來看，古代中國強大王朝的建立，都是以低層社會的大翻轉為前提的。人才是在這個過程中湧現的。我們讀了蔣介石日記之後發現，沒有低層社會翻轉的依托，蔣介石確實不是一位“真命天子”。
蔣介石對自己要求很高，讀書非常勤奮，事必躬親，十分辛苦。決斷果敢，臨危不懼，多次身臨前敵，屢遭危險，大難不死。他成為一時的領袖，自有他的特殊過人之處。但其短處也非常突出。
蔣介石贏得了中原大戰勝利以後，自以為可以憑借武力統一中國。1931年5月21日日記：“世之心理以為胡孫去職，政治無法，此種心理殊為大謬，其實開國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無文治，書生如本黨之老學究，誠不足言文治也。”本來，以文治而言，胡漢民、汪精衛才有繼承孫中山成為黨魁的資格，他們把蔣單純看成一個軍人，並不願意擁戴他為領袖，但是，蔣介石就是憑借武力而飆升為領袖，文治顯有欠缺。1931年底，蔣介石再次被迫下野，重新複出後開始反省失敗的教訓。
1932年8月4日日記：“學然後知不足，餘不學無術，而求其治平難矣！”所以，他一直很勤奮地讀書，但他同毛澤東一樣，主要仍然在傳統的思維中吸取營養。這就是大時代的問題。同時，蔣介石求賢若渴。1932年9月1日日記：“時以不得襄助之人為念，世道日非，人欲橫流，欲得一賢能之士為助，如何求之？舊黨員皆腐敗無能，新黨員多惡劣浮囂，而非黨員則接近不易，考察更難，古之山林之賢，今不可複見，而租界反動之流，多流氓之亞者。其在留學生中，大學教授中，職業團體中，舊日官僚未在本黨任仕有風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1934年8月10日：“本黨本軍與本團之敗亡，其慘痛曆史，未有甚於如吾身者也。天如有靈，盍不助吾以賢明之一二，以救危亡於萬一也。”
但是，蔣介石竟然一無所獲，一直沒有滿意的輔弼之人，缺乏謀士良將，改變不了國民黨的腐敗風氣。1946年7月10日日記：“昨下午批閱人事，銓敘廳無智無能，徒增餘苦痛和憂慮，此乃不隻銓敘工作，幾乎無一部門主官與負責人而非如此也。思之悲傷。若自我稍一疏忽，即致錯誤，乃至不能補救，並無一人能為餘設想預謀，稍分憂勞。此實不忍言者，而今則隨筆記錄，以增加餘不德之罪。餘果寡人獨夫乎？天下果無賢能至此乎？”他當然不可能“一根軍棍等身齊，打得三百座軍州都姓蔣！”。
蔣介石誌大才疏，自以為鶴立雞群，而實際上，他的部下也認為委員長老了，過了時代，像一個嘮嘮叨叨的老頭子。上下互不信任。
蔣介石暴躁的個性，而且城府不深，缺乏謀略，也很難使他成為一個成功的領袖。他自己也很明白這一點，例如：1940年12月6日日記：“心燥性急，態度傲慢，殊非領袖群倫之道，應切戒之。”但是，他一直無法控製他的暴躁的脾氣，因而經常誤事。1941年3月5日後上星期反省錄：“對溥泉斥責事，悔愧不知所止。此為餘每十年必發憤暴戾一次之惡習。回憶民十對季陶，民廿對漢民，而今民卅對溥泉之憤怒，其事實雖不同，而不自愛重之過惡則同也。”除胡漢民被他粗暴地扣押一事外，我們不知道其他兩件事的嚴重性。其實，平時的暴躁脾氣，則經常發生。西安事變的發生，就和他的粗暴脾氣有關。
僅僅用現代化理論去解讀中國近代史，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我們必須同時用傳統思維，去理解中國近代史，因為在近代中國社會，傳統思維本來就還占據著主導地位。按照豪傑—聖賢—真命天子的思維邏輯，從大曆史的角度，我們不難理解，國民黨的運動方式為什麼沒有湧現一位能夠統一中國的“真命天子”。一個在選拔、駕馭人才方麵的能力有嚴重缺陷的領袖，即使在傳統的意義上怎麼可能真正走向成功？在這方麵，蔣介石缺乏自我反省。黃仁宇先生把蔣介石、毛澤東和他們的繼承人，作為三個段落（我們補充為新陳代謝）的分析，我們在原則上讚成，蔣介石的成敗和個性缺陷，也正是那個時代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