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敬佛
在宋朝皇帝中，真宗、徽宗尊崇道教，舉措頻、影響大，近乎無人不曉。宋太宗尊崇佛、道二教的事知道的人不多，宋孝宗敬佛的事知曉的人就更少。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孝宗是一位積極主張收複失地、勵精圖治的皇帝，說他信佛，可能很多人都會懷疑。然而這確是事實。
孝宗在即皇帝位之前，就已經和僧徒們有較深的交往，其中與臨安府徑山能仁禪院的宗呆禪師最為密切。據說孝宗被封王以後，曾派人去找過宗呆禪師，當時高宗究竟選擇誰來繼承皇位還神秘莫測，孝宗想讓宗杲幫他出主意，或者是為了讓宗杲代他求神問卜。宗杲就寫了兩句偈語：“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大尋常。”這語義含混的辭句可作多種理解，如果我們認為宗杲很有遠見或與神相通，則這句話就可解釋為讓孝宗不動聲色地默默忍受，繼承皇位乃是不久將來的事情。要說宗呆也確非尋常庸僧，他與主戰派宰相張浚關係非同一般，張浚遭貶，宗杲也被編置嶺南。秦檜垮台才得返回臨安。不少朝廷要人如湯思退、李邴、汪藻、張九成、馮楫等都與他有交往。孝宗晉封晉王，曾派人給宗杲送去親筆寫的“妙喜庵”三個大字和讚辭。孝宗繼皇帝位以後，又派人將這些取回，加蓋皇帝玉璽，然後重新賜給宗杲。然而宗杲卻未能在孝宗的庇護下過一些好日子，他在孝宗即位之初的隆興元年(1163)就“示寂”了。孝宗非常悲痛，親自命名宗杲的塔名為“寶光”，命宰相張浚為宗杲撰寫塔銘，還命將宗杲語錄收入大藏經，追賜宗杲“大慧禪師”稱號。孝宗較早地接近佛教，可能與宋高宗晚年由不信佛轉向信佛有關，高宗在退位前的一段時間和退位後，經常往來於臨安的各寺院，這對孝宗不無影響。
孝宗當了皇帝，雖然國務繁忙，卻經常抽空與僧徒談經說法，或獨自閱讀佛經。乾道元年二月，召見靈山子琳法師，問道：“朕欲讀經，以何為要？”子琳法師答：“《金剛》、《圓覺》最為要道。”孝宗又向他請教參禪之法。子琳答稱：“直須自悟。”子琳法師的答複使孝宗很滿意。乾道三年孝宗親自來到上天竺寺，問主持僧若訥為什麼歲首要修光明懺。若訥答稱“佛為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昧之道，囑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為懺儀，於歲旦奉行其法，為國祈福”。孝宗聽了頗高興。乾道七年，孝宗又把靈隱寺慧遠禪師召入皇宮選德殿，問慧遠：“怎樣才能擺脫生死？”慧遠答：“須悟大乘。”孝宗又問：“怎樣才能悟大乘？”慧遠答稱：“本有之性，磨以歲月，自然得悟。”孝宗又問：“悟之後怎麼辦？”答稱：“悟了以後就會知道今天我們之間的問答是荒謬的。”孝宗接著追問：“此後又該如何？”答稱：“超脫目前，更無可見之相。”孝宗點頭，若有所悟。淳熙三年，孝宗複將靈隱寺德光禪師召人皇宮，“留五晝夜，數問佛法大旨”。類似上述一起討論佛教經典義理的事見於記載者頗多，都是聽得興致勃勃，津津有味。他還親自注解了《圓覺經》和撰寫《觀音讚》等闡發佛教教義的文字，直到退位當了太上皇以後，仍舊時常與僧人在一起談佛說禪，還反複閱讀了慧光、若訥注解的《金剛般若經》。
孝宗不但與釋徒們一起探討佛法，而且還在宮廷內設置了道場，請釋徒們人皇宮作法事。乾道三年三月，他下令“於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製度”。所謂上竺，即上天竺寺，是南宋皇廷的外道場，每年定時作佛事為國祈福。次年四月，孝宗“召上竺訥法師領五十僧人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懺，齋罷說法”。此後“歲歲佛生日賜入內僧（指人皇宮作法事者）帛五十五修舉佛事”。淳熙二年，孝宗又派人到慶元府迎佛舍利入皇宮，幾次親自頂禮膜拜，次年才送歸原處。
孝宗又屢次撥款興建寺院或寺院內建築。乾道三年，“賜錢即道翊法師故居建十六觀堂，命內翰樓鑰作記”。淳熙元年二月“賜內帑於上竺建藏殿及賜大藏經”，皇太子為書殿額。
孝宗不但對佛舍利行禮，而且多次到寺院向佛像行禮。在宋朝諸皇帝中，孝宗是親赴寺院次數最多的人，見於記載者不下十數次。有時他還與已退位的宋高宗及自己的兒子皇太子三人一同去寺院禮拜。乾道三年二月的一天，孝宗來到上天竺寺，他忽然問若訥：“觀音大士之前合拜不合拜？”這真是個令人左右為難進退維穀的問題，但若訥反應極敏捷，立即答道：“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遞相恭敬。”孝宗對這個不使自己丟麵子的回答很滿意，愉快地向觀音大士下拜行禮。此後去寺院都向菩薩行禮了。由於孝宗經常親赴寺院，與僧徒們往來密切，所以不少寺院和寺院內殿閣的匾額都是他親手所書的。
孝宗在位時候，理學家們又掀起了新的排佛輿論浪潮，而他卻在此時公開提倡“三教合一”，實際上抵製了排佛主張。乾道五年，宋孝宗召見僧蘊聞，明確地說：“三教一也。但門戶不同。”乾道七年，孝宗又提出“以佛修心、以道持身、以儒治世”的主張。淳熙七年孝宗召見寶印禪師時又重申這一主張，並批評排佛的理學家“不識夫子（孔子）心”。次年，孝宗又親自撰《原道論》，指名批評韓愈的排佛理論。孝宗的這些言論激怒了排佛的理學家們，朱熹作為代表趕忙站出來批評宋孝宗，說宋孝宗敬佛、主張三教合一的言論“害於政事”。這種對立衝突大概是後來導致理學遭到禁錮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段越軌的曆史
宋高宗母顯仁太後害眼病，朝廷禦醫們想盡辦法，始終不能治愈。有人推薦道士皇甫坦，說他善醫。皇甫坦奉召進行都，手到病除。高宗大喜，賞賜他許多貴重物品，皇甫一概拒收。這使高宗越發尊敬皇甫，此後時常召見。一次，皇甫坦回四川家鄉後返回行都，求見高宗。高宗接見時問他來意，皇甫說道：“我給您的孫子說媒來了。”按照皇甫的意見，高宗為皇孫（後來的光宗）娶了將軍李道的二女兒鳳娘。此事便成了後來一段不尋常曆史的引線。宋高宗在這之前就已自動退位，把皇位讓給宋孝宗。宋孝宗在作了二十六七年皇帝之後也自動退位，把皇位讓給了自己的兒子即宋光宗。光宗體弱多病，性格懦弱。而皇後（即前述那位鳳娘）則不愧為將門之女，性格潑辣、刁狠。在光宗未即皇位前、宋高宗還在世的時候，她就和當時是皇子的光宗時常吵架，有時她競到高宗、孝宗那裏告丈夫的狀，搞得滿城風雨。因此宋高宗曾懊悔地說：“我上了皇甫坦的當了，這孫媳婦竟是個將種。”
鳳娘作了皇後以後，妒心倍增。有一次宋光宗讚歎一位宮女的手白嫩，李皇後競下令將此宮女雙手斫下送到光宗麵前。光宗親近黃貴妃，李皇後就設計將黃貴妃殺死。宋光宗受了這種刺激，病情又加重了。這下子李皇後更加任所欲為，甚至幹預朝政。李皇後見光宗病重，有一次便向孝宗提出要正式立自己的兒子作皇太子，為日後接替光宗皇位作準備。宋孝宗對此頗有疑惑，就拒絕了。不料這卻激起李皇後的怨恨。
不久，孝宗病重。依照常理，光宗作為親兒子應到榻前探視，李皇後卻從中作梗，阻止光宗前去。大臣們感到違犯常理，紛紛上章勸諫，光宗迫於輿論，才勉強去看望孝宗一次。後來孝宗病危，光宗本應守候床前。恰在這時，內臣又有人造謠說孝宗想毒死光宗夫婦，李皇後本來就懷疑孝宗為何不立自己的兒子作太子，便信以為真，於是便堅決阻止光宗前去探視。尤其不近情理的是，孝宗病死後，李皇後還不讓光宗去主持孝宗喪禮（當時光宗確實也病得不輕）。太上皇死了，兒皇帝不出來主持喪禮，這在古代是極少有的先例，立即引起朝野一片混亂。
這時在朝任首相的是留正，他向光宗和太皇太後（高宗後）提出二點建議：一請太皇太後暫時垂簾聽政，二立光宗子嘉王為皇太子，代行皇帝事、監國，代主孝宗喪禮。光宗雖表示有退位之意，卻未同意讓嘉王監國，這使留正處於極為尷尬的境地。於是留正便請求辭職，並離開了臨安府城。他的舉動，客觀上更增加了當時不安的氣氛。這時有一個人挺身站出，決心要擔負起收拾局麵、力挽狂瀾的責任，使宋王朝轉危為安。這個人便是趙汝愚。
趙汝愚是宋朝宗室，太宗八世孫。他在乾道二年(1166)參加科舉考試，奪得第一名狀元，受到孝宗的格外賞識。此後他又編纂了《宋名臣奏議》一書，宋孝宗稱讚此書可與《資治通鑒》媲美。趙汝愚得到宋孝宗的重視，很感激他知遇之恩，曆任辦事努力，盡心盡責，受到好評。孝宗病重期間，趙汝愚正擔任吏部尚書，在行都主持科舉考試。當宋孝宗、光宗之間出現隔閡時，他便從中加以調和。這時掌管全國軍事的樞密院首腦出現空缺，孝宗、光宗便一致同意由趙汝愚出任此職。在孝宗去世、光宗閉門不出的關鍵時刻，趙汝愚正在同知樞密院事任上。
趙汝愚與親近的人謀劃，當時唯一的出路是擁立光宗子嘉王為皇帝，讓光宗退位。光宗既不明確表示退位，要使嘉王取代他作皇帝成為現實，唯一的辦法是借助宋高宗遺孀憲聖太皇太後的“懿旨”。要使憲聖太皇太後出麵幹預此事，事先又要絕對保密。這是十分困難的。趙汝愚於是物色了一個能在自己和太皇太後之間充當聯絡者的人，這個人就是負責皇宮保衛事務的知閣門事韓宅胄。韓宅胄是憲聖後的親戚。他的父親是憲聖後的妹夫，他自己又娶了憲聖後的侄女。因此應屬於外戚。由於韓宅胄的協助，憲聖後終於公開表示讚成讓光宗“內禪”，於是在趙汝愚的扶持下，嘉王作了皇帝，即是寧宗。一場嚴重政治危機便結束了。
趙汝愚擁立寧宗有功，很快又得到提升，由同知樞密院事升為參知政事，又升樞密使，最後晉升為右丞相。趙汝愚職位的不斷提高，使他的處境越來越危險。因為宋朝相沿成例，宗室不能作執政大臣，更不能作宰相。趙汝愚對這一點也非常清楚。當他被提升為同知樞密院事的時候，他先後上書十三次堅持不受，後來宋孝宗、光宗都明確表示堅決要他出任此職，他才勉強接受。此後每次提升，他都反複推辭，並申明自己的嚴峻處境。然而他既以保全宗室為己任，形勢又不允許他急流勇退。在他擔任右丞相六個月後，他終於被指控圖謀不軌而被罷免、遠貶，而謀害他的恰是曾協助他扶立寧宗的外戚韓宅胄。此後便是外戚韓宅胄專權的曆史時期。
從宋孝宗病重到韓宅胄專權，前後不過四五年時間，竟出現了一係列脫離常軌的曆史事件。太上皇病重，兒皇帝不去探望，是違背常理；太上皇病死，兒皇帝不主持喪禮，又是違背常理；宗親不應作執政大臣、宰相而偏要讓他作，是違背常理；擁立新主有功的宰相無故被貶又違背常理；取代宗親宰相而執掌朝政者，卻是一位同樣不應作執政大臣的外戚，又是違背常理。所以，這四五年堪稱是宋朝曆史上一段反常的時期。
“開禧北伐”的錯誤
宋寧宗開禧北伐受挫，使南宋大傷元氣，各方麵的衰壞跡象便顯現出來。南宋立足穩當之後，本應很好地接受曆史教訓，對國政有徹底的改革，但是南宋統治者未能如此。他們對北宋的東西承襲太多，沒有抓住社會大變動的機會對國政施大手術，而把主要精力用於恢複“祖宗之舊”上麵。儒家學者陳傅良當時已看出這個問題，他說：“造成北宋衰亡的東西，現在被用來振興南宋，這豈是行得通的？”所以，南宋孝宗時雖有短暫的興旺氣象，但實際許多問題已在潛藏，隨後矛盾逐漸暴露，情況已不甚景氣，但真正地使人感到南宋在走下坡路，卻是開禧北伐受挫以後。
開禧北伐大抵是一次條件不成熟的輕率之舉。由於南宋未能使國政一新，以致舊弊未除，新弊又加。例如，南宋與金和議後，對軍製未作徹底改革，軍隊人數也未能有效裁減，戰鬥力很差。可是百姓因供應軍隊，賦役負擔卻比北宋增加了許多。官員人多闕少的矛盾非但沒有緩解，反而更加嚴重。沒有差事俸祿就很少，一旦得到差事（官闕）就拚命刮地皮，一方麵還以前欠帳，一方麵為日後積蓄。這樣清廉的官便很少，百姓為此怨聲載道。
開禧北伐的核心人物是韓宅胄。他為了實現執掌朝綱的野心，除掉妨礙他的宰相趙汝愚，曾利用理學反對派官員對趙汝愚、朱熹等發動攻擊，誣告趙、朱等圖謀不軌。在他和理學反對派官員的慫恿下，宋寧宗曾下詔立“偽學籍”，將趙汝愚、朱熹五十九人列入名單，殘酷迫害。這使理學學者和同情者們非常氣憤。後來雖有糾正，但很不徹底，眾人怨氣未消。韓宅胄為了動員社會各界一起準備北伐，曾努力改善自己同文人士大夫們之間的關係，但成效不佳。除了韓宅胄曾迫害理學家及其追隨者這方麵的原因外，還同他一貫的專橫作風有關。有記載說，韓宅胄所信任者中阿諛奉承之輩頗多，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譏。但也有人不同意這種記載，認為這種批評多係理學追隨者的誇張說法。無論怎樣，當時的有名望者多拒絕與韓宅胄合作卻是事實。例如韓宅胄派人召王阮，王阮講：“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不肯見。韓氏派人找樓鑰，樓氏子弟懼禍，勸樓鑰去見韓，樓鑰卻拿出《顏氏家訓》，訓誡子弟不要壞長輩名節。類似事例頗多，楊萬裏、葉適等均拒絕與韓氏合作。當然，有些較正派的抗戰派官員如辛棄疾、薛叔似、邱宗等因渴望恢複中原，接受了韓氏及朝廷的委任，但這種人在士大夫名流中畢竟隻是少數。因而，開禧北伐之前，民心不摶，士大夫們的心也不齊。兵不精，財也不充，出兵的條件是很不成熟的。
然而，韓宅胄卻急於建立功業，出使金朝的使者回來，向他說：“金為蒙古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中原百姓企盼王師”等，他便信以為真。開禧二年(1206)五月，宋寧宗終於在他的促使下下詔北伐。北伐開始時是勝利的，先後攻占泗州、新息縣、褒信縣、虹縣。但之後便接連敗績。這次北伐兵分三路：淮南為東路，荊襄為中路，川陝為西路。中路先敗於蔡州、唐州。東路又敗於宿州、六合。西路複敗於城固縣。特別是東路宿州一戰，主將郭倬為逃活命，競將部將田俊邁執送金軍，使宋軍蒙受奇恥大辱。金軍隨即發動全麵反攻，先後奪占宋淮南的濠、滁等州，荊湖地區的棗陽軍、隨州等，川陝地區的西和等州，宋軍敗局已定。
正在這時，又出現了西路副主帥吳曦叛變事件。吳曦是南宋中興大將吳階之從孫、吳磷之孫、吳挺之子。吳氏幾代鎮蜀，有功於國，有威於民，吳曦謀借此自立為蜀王，與金朝私通，博得金朝封王之詔。於是，他便驅逐宋軍西路主帥文臣程鬆，公開宣布脫離宋朝。幸虧金軍統帥大喜過望，疏於警戒，吳曦部下安丙、楊巨源等乘機起兵斬殺吳曦，才為宋朝保住了蜀地。
吳曦事剛剛平定，朝中又發生重大事變：新皇後楊氏與反戰派大臣史彌遠等共同密謀，假借寧宗旨意，刺殺了力主北伐的權臣韓宅胄。原來，幾年前寧宗皇後韓氏病故，貴妃楊氏與美人曹氏爭當皇後，韓宅胄助曹氏而反對立楊氏，楊氏作了皇後以後，便圖謀除掉韓宅胄。她見北伐受挫，韓宅胄遭到眾人指責，認為時機已到，便聯絡韓宅胄的政敵，將韓刺死。韓宅胄一死，政局驟變，主和派大臣占了上風。宋朝便加緊向金朝乞和，結果屈辱地答應了金朝的條件：世為伯（金）侄（宋）之國，增歲幣為銀絹三十萬匹兩，賠款白銀三百萬兩，宋朝將倡儀北伐的韓宅胄、蘇師旦的人頭函獻金朝。
開禧北伐以宋朝嚴重受挫而宣告結束了。這次北伐，使宋朝軍民的士氣遭受沉重打擊，主和派甚至重新把奸臣秦檜抬出來加以褒揚，悲觀的調子甚囂塵上。其次，使川北、京湖、淮南地區遭受嚴重戰爭創傷，人民蒙難，土地荒蕪，經濟凋殘。再者，尤為惡劣的後果，是使宋朝財政落入難以自拔的深淵。巨額軍費開支，賠款和善後費用，使得財政難以維持，隻好靠寅吃卯糧、濫發紙幣勉強度日。此後南宋財政的頹敗已成無法挽回之勢。
悲劇性的“端平更化”
在宋朝各帝中，大概沒有比理宗即皇位更名不正言不順了。宋理宗本名與莒，雖是宋太祖十世孫，但與宋寧宗關係疏遠，應是與皇位無緣的。宋寧宗晚年，無親兒子，所立景獻太子不幸病故，不得已，將弟弟沂王的繼承人貴和接人皇宮，立為皇子，賜名宏（貴和也並非沂王親兒子，是沂王死後由寧宗從宗室中指定的繼承人）。寧宗又為沂王指定了與莒作為繼承人，與莒於是改名貴誠。皇子宏同宰相史彌遠矛盾很深，史彌遠不願讓皇子宏繼承皇位，在宋寧宗病重期間，假傳聖旨，將貴誠也接人皇宮，立為皇子，改名為昀。宋寧宗病故，史彌遠又逼迫皇後楊氏同意假傳寧宗遺旨，立皇子昀為新皇帝。
顯然，宋理宗能當皇帝，完全是宰相史彌遠一手“操辦”的。宋理宗當了皇帝後，對史彌遠感恩戴德，朝政全由他一人說了算。史彌遠本不是正派人，他重用的也大多是阿諛奉承之徒，朝廷上的事被他們搞得很糟。
宋理宗當皇帝九年後，史彌遠病故。宋理宗清楚地感覺到宋朝麵臨的形勢頗為嚴峻：國內災荒頻繁，百姓生活困苦，不滿情緒不斷上升，小規模的農民暴動和兵變幾乎年年都有。由於史彌遠結黨營私，把許多正直的士大夫排斥在外，他們對朝廷的不滿情緒也十分強烈。北方的蒙古國日益強大，對宋朝逐漸形成威脅。宋理宗決心整頓朝政，改變日漸衰落的頹勢，於是便有所謂“端平更化”。
宋理宗首先選任較為正直的官員洪谘夔、王遂等作監察禦史，利用他們對史彌遠的死黨進行彈劾。又親自下令將史彌遠的三個最得力的同黨梁成大、李知孝、莫澤罷職遠貶。之後，他又將史彌遠同黨薛極、袁韶等加以貶斥。這些舉措給朝野正直之士帶來了希望。然而最得人心的舉措，卻是起用被史彌遠排斥在外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等。真德秀應召入行都，百姓熱情地、自發地歡迎他，街巷填塞，聚觀不散。這一情景使人聯想到北宋元豐末年司馬光應召進京時的場麵，在兩宋是很罕見的。人們對真德秀寄予厚望是有緣由的。真德秀一貫以作風正派聞名於世。宋寧宗時，朝廷屈從金朝壓力，將主張北伐的韓宅胄的人頭獻給金朝。真德秀不避權勢，上書反對此事，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在史彌遠專權時期，他曾多次上書，批評史彌遠排斥異己、不許眾人講話的作法。宋理宗即位後，借口原先的皇子、後來被封為齊國公的趙宏參預謀反，將其賜死，剝奪封爵。真德秀又公開站出來為趙宏鳴不平，因而嚴重地得罪了宋理宗、史彌遠，被罷官奪職，險遭不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