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改嫁與貞節觀
談到古代製底對中國婦女的摧殘，人們往往想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為之首”等說教，這些說教的製造者無疑都是宋朝的理學家，人們又往往想到婦女的纏足，它是婦女受古代製度摧殘的最直觀、最生動的證明，它萌生於五代，推廣於兩宋。由此人們便推想，宋代的婦女地位，必定是中國曆史上各朝代中最低下的，宋代婦女所受的摧殘，必定也遠遠超過其他朝代。然而實際的情況與上述的推想，是有頗大距離的。
人們對宋代婦女社會地位的新認識，來源於宋代史料中對當時婦女改嫁現象的大量記述。以往，人們曾作過這樣的比較：唐代有婚史的公主一百三十人中，曾改嫁（包括改嫁超過一次者）共三十人，占有婚史者總數的約四分之一。而宋代有婚史公主四十一人中，改嫁者僅二人，在已婚者總數中不足二十分之一。以此作為宋代婦女比唐代婦女改嫁率低的重要論據。但是，後來人們對宮廷貴族婦女的情況，是否可以代表整個社會的婦女一般情況這一點，發生了懷疑，因為人們發現，宋代婦女改嫁非但不是個別現象，而且是具有相當普遍性的。
議論某種社會現象，人們自然要先留意發生在名人身上或周圍的情況，於是人們發現與宋代名人有關的婦女改嫁事是頗多的。例如範仲淹的母親謝氏，杜衍（仁宗時宰相）的母親，王安石的兒媳龐氏，神宗朱皇後的母親，理學家邵雍的母親，嶽飛的前妻劉氏，參預迫害嶽飛的南宋初期著名將領張俊的兒媳，著名女詞人李清照，陸遊的前妻、表妹唐婉，賈似道的母親等都曾改嫁，最使人感到意味深長的是，最早提出“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程顥，當他的親侄媳婦王氏和他的外甥女喪夫後，先後改嫁，他都未加反對。至於民間普通百姓的改嫁事見於記載者，就更加不勝枚舉。有人對南宋人洪邁《夷堅誌》一書中關於改嫁事作過統計，全書共載婦女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可知當時婦女改嫁並非什麼新鮮事。
人們注意到，盡管有某些限製，宋代的法律也允許婦女改嫁的。宋朝法律規定，丈夫去世，妻子要為丈夫守喪二十七個月，守喪完畢即可改嫁。家庭窮困者守喪期還可縮短到一百天。丈夫在外長期無消息、或犯罪被長期拘管外鄉，法律上也允許妻子改嫁。不但國家的法律允許，一些家族的族規、家法也允許改嫁。例如《袁氏世苑》中就講到允許“夫亡改”、“寡婦再嫁”。範仲淹家族所立《義莊規矩》中規定本家族婦女再嫁可支錢二十貫，可知不但允許改嫁，而且還要支給津貼。
當然，以上所述多為丈夫死亡或犯罪判刑後的婦女改嫁，在丈夫未死時婦女離婚改嫁，特別是女方主動要求離婚改嫁的情況就相對少多了，但在當時卻也絕非罕見。在古代社會裏，男人有休妻的權利（宋代法律對男人休妻有限製），被休棄者通常是要改嫁的，當時通行的休妻文書中，照例有“任從改嫁”的條文。也有女方主動提出離婚要求的。特別典型的例子是北宋仁宗時著名文士祖無擇因相貌醜陋，夫人徐氏就要求同他離婚。在女方主動提出離婚的事例中，以女方有錢有勢、男方貧寒卑賤的情況較為多見。在這種情況下，男方通常處於寄人籬下的景況，一旦為嶽父嶽母所白眼，自然要將女兒“收回”，提出離婚要求。例如南宋孝宗時，向高的嶽父“惡其窮，奪其妻以嫁別人”，向高於是發出“人情甚似吳江冷，世路真如蜀道難”的歎息。據說辛棄疾初娶大官呂正己的女兒為妻，後因事得罪了嶽母，被迫離婚，懷念妻子，就寫了《桃葉渡》一詞以抒情懷。
婦女改嫁既相當普遍，人們習以為常，對曾經離婚者便沒有歧視態度。北宋中期出了兩個聞名朝野的大孝子，即朱壽昌和劉琯。他倆的事跡大同小異，都是幼年母親改嫁後不知去向，待長大成人後曆盡千辛萬苦尋找生母，以盡孝心。他們的事跡廣為傳揚，且受到朝廷表彰，說明當時人對他們母親的改嫁並不掛在心上。南宋孝宗時，單夔的母親改嫁耿氏，生耿延年，單夔、耿延年後來都作了大官，他倆的母親病故，二人“爭葬其母”，感動了孝宗，於是下令：“二子無爭，朕為葬之。”皇帝親自為再嫁婦女舉行葬禮，充分說明當時對婦女再嫁並不歧視。
如果再嫁婦女貌美或握有巨資，人們還公開地爭相聘娶。最典型的事例是宋仁宗時向敏中、張齊賢兩位宰相爭奪薛惟吉的遺孀、擁有巨額財產的柴氏。南宋魏了翁的女兒才貌出眾，丈夫死了以後，媒聘者不計其數。劉震孫雖僥幸得占花魁，卻因遭嫉妒者的惡語中傷，屢受挫折。民間如此，皇室也不例外。曾垂簾聽政的真宗劉後和仁宗曹後，實際都是再嫁婦女。
顯然，盡管宋代有理學家們大事提倡女子的貞節，但並未被整個社會所接受。整個社會都講究婦女要守貞節，形成一種強大的、難以違拗的社會力量，那是明清兩代的事。當然，講宋代婦女改嫁現象較為普遍、社會對婦女的貞節還未提出過苛的要求，決不等於說宋代男女兩性的社會地位是平等的。實際上，在宋代，婦女地位是呈下降趨勢的，其典型表現便是婦女纏足。
婦女纏足，一般認為始於五代，其時詩人唐鎬詠雲：“卻於宮裏看金蓮”，金蓮據說即指纏足。查纏足風氣之形成，似從宮廷開始，再傳人教坊，轉入城市上流社會的姬妾，最後才為民間所接受。纏足不是由國家頒布法令強製施行的。起初人們以纏足為美，競相仿效，逐漸普及。據說北宋新黨宰相章悖講過：“近世有古所不及者三事：洛花、建茶、婦人腳。”所謂“婦人腳”應指纏足。南宋初期張邦基撰《墨莊漫錄》，明確地講：“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南宋時纏足已相當普遍，也出現了最早的纏足反對者，例如時人車若水便撰文稱：“婦人纏腳，不知起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束，不知何用？”然而他的批評並未引起人們廣泛共鳴，以致纏足這種極其醜陋之惡習，竟在中國存在了近千年之久，實在令人痛惜。
醫官係統與王繼先
《清明上河圖》中的“趙太丞家藥肆”，令人想到詩人陸遊記錄的有關南宋行都藥鋪的對聯：“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風藥”，“三朝禦裹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樂駐泊藥鋪，寇保義卦肆”等等，其中大丞、防禦、駐泊等都是醫官名，這說明宋代醫官在當時社會生活中還是有一定地位的。
宋朝的官分文官、非文官兩大係統，非文官中又包括武官、內臣、女官和技術官等子係統，而醫官係統又是技術官的子係統。技術官除包括醫官外，還包括天文、書畫、教坊等方麵的官。技術官在當時大體被人看不起，其地位不但遠不如文官，而且也不如武官。但醫官在技術官中有些特殊，那就是他們的醫術往往能決定人的性命，一般人都懼他們三分，皇帝老兒也不例外。本來，宋朝規定，技術官最高不得超出六品，不許帶遙郡刺史、團練使、防禦使等武官銜。但是，這些規定經常被醫官打破，因為皇室成員有求於他們，有時便顧不得什麼製度不製度了。於是，醫官帶刺史等銜者便時常可見，前文言及的“王防禦”，就是帶了遙郡防禦使的銜，其官品就是五品（比六品高一級）。下文講到的王繼先曾帶承宣使，則是四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