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社會保障改革步伐加快，社會保障覆蓋範圍日益擴大。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進行社會保障製度的改革。9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社會保障製度的改革與建設步伐明顯加快，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五項基本社會保險支出逐年增加；社會福利製度在改革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國家加大了對優撫安置、殘疾福利、婦幼保健等方麵的投入力度。
二是各級財政加大了調整支出結構的力度，財政用於社會保障的支出大幅度增長，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穩步上升。我國的社會保障水平從1980年的3.41%上升到2003年的7.26%，有了較大的提高，盡管其間出現過曲折。2003年，全國財政用於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補助、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方麵的支出比1998年增長6倍，其中中央財政支出達700億元。
（二）注意調整社會保障適度水平
我國社會保障水平低於同期西方發達國家。有關資料表明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社會保障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水平相近，但是國內生產總值要低於西方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的社會保障水平增長的速度較快，與西方國內生產總值相同時期相比，中國社會保障水平應該是比較高的。這就說明了兩點：一是中國的相對社會保障水平超前於當時西方工業國家達到一個較高水平；二是中國社會保障水平的研究和確立以及社會保障體係改革，應吸取西方國家的經驗教訓，防止社會保障水平不適度給經濟長遠發展帶來消極影響。
（三）我國社會保障水平目前最大問題是結構不合理
我國社會保障水平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城鄉差別過大，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太低，職工總收入結構不合理，國家財政價格補貼和住房補貼過多，所有製、行業間保障水平差別過大，社會覆蓋過窄等。需要說明的是，農村和城市社會保障水平是統計年鑒上所反映的數據，是農村和城市的社會保障支出額占當年GDP的比例，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村和城市社會保障水平。國家對農村和農民的保障支出並不能都從統計年鑒上反映出來。例如，國家通過土地使用權的方式，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保障，實際上是國家保障。但總體上說，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下，且遠遠低於城市社會保障水平是不爭的事實。
可以看出，我國社會保障水平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別，城市和農村的保障內容和範圍形成兩個極端，城鄉之間的社會保障水平差異極大，城市各項社會保障指標均遠遠高於農村。這些問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社會保障調節作用的發揮，同時產生了社會不公等問題。對社會保障水平適度與否的研究為我國社會保障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必須處理好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公平與效率的關係，還有就是開拓社會保障資金來源，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使社會保障水平結構合理化，充分發揮社會保障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的作用，切實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的全麵進步。
四、我國社會保障水平的發展戰略
根據上述分析，我國社會保障適度水平的確定及發展戰略思路，既要考慮社會成員的需要，又要考慮社會承受力的大小，社會保障製度自身發展的合理性，更要從我國現實的國情國力出發。具體來說，我國社會保障水平的發展戰略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保護與激勵相統一”戰略
社會保障注重“保護”與“激勵”的統一。與此一致，社會保障水平的戰略也應該是保護與激勵。堅持這一戰略的原因是：第一，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力還不強大，國民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需要緩解當今甚至將來社會保障資金不足的情況，防止福利危機的出現；第二，這種戰略既能保證人民群眾的生活，又可以防止懶漢思想和現象的出現；第三，保障社會保障資金投資和使用的效率性，保障社會保障支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逐漸提高。
（二）“漸進式與切線式”發展戰略
堅持這一戰略就是根據社會保障水平適應本國經濟發展水平和適應社會保障水平易升不易降的剛性特征而提出來的。所謂漸進式與切線式發展戰略就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日益提高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選擇合適的時機和切入點，漸進地提高我國社會保障水平。
（三）“小步走與快轉彎結合”戰略
市場經濟確立，企業改革的推進，職工由單位人變為社會人，因此必須有中國完善的社會保障製度相配套，增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項目和投入。由於國家和一些單位的財力有限，拿不出足夠的資金來增加上述社會保障項目和投入，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采取“小步走與快轉彎結合”的戰略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所謂“小步走”是指社會保障項目的增加，不能走得太快、太急，應先突出解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項目，其他項目可以暫緩，然後創造條件逐漸解決。目前除了擴大城市養老、醫療等保險的覆蓋範圍之外，還要加強農村社會保險的建立與完善。這既是“小步走”戰略的應有之意，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之需。所謂“快轉彎”是指應該采取措施快速地由原來的社會保障“國家化”、“政府化”向社會保障“社會化”轉變，把原來的社會保障資金的國家和企業的投入過渡到社會化投入。當然，這裏的“快轉彎”還要與“小步走”相結合，防止“小步走”“快轉彎”出現激烈的碰撞，引起新的社會矛盾。
問題討論
問題一：我國社會保障製度改革已進行了十多年，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把原先由企業承擔的社會服務（養老、醫療、失業等）變成社會化事業。在建立新的社會保障製度中，我們遵循的原則是“廣覆蓋、低水平”。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社會保障製度所要覆蓋的不僅有城市職工，還有幾億農民、城市下崗職工和失業者以及來城市做工的“農民工”。所謂“低水平”，即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目前僅1000美元，無力負擔更多的福利開支。然而，福利開支不能過於“慷慨”，主要原因不在於經濟發展水平低，而在於不能損害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形成“惰性”或“泄氣”，造成資源浪費，損害經濟效率。要注重“公平”，更須重視“效率”。即使20年後，中國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完成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經濟的任務，也須注意福利設施不應過於“慷慨”。我們知道，瑞典、英國等一些歐洲國家，在20世紀70—80年代曾因追求“福利國家”而導致高福利、高赤字、高浪費、低效率的“經濟病症”。甚至在美國，福利開支過大也曾是引發70年代“滯脹”的原因之一。歐盟大多數國家至今仍受累於過高的社會保障水平。例如，在荷蘭，竟有高達12%的人在享受政府的殘疾津貼；在意大利，盡管法定退休年齡為63～65歲，但相當一部分竟在55歲時就選擇了退休；在荷蘭、挪威和瑞典，常年都有8%的人請病假，並且每年都有同樣比重的人選擇提前退休。很明顯，歐盟國家過於優遇的社會保障極大地削弱了人們的工作熱情，導致失業率長期上升，損害了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