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對現代化理論的討論更多的是從純理論的範疇進行，而相關的實證研究有待豐富；二是現代化理論的三階段發展，其立論的基點是在國家層麵上的，大多已有研究成果也沒能突破理論的“隱含前提”。然而，事實上在一個國家範圍內探討區域現代化（亦即“地方性”現代化）日顯重要。三是在理論準備、研究方法上尚需加強。“現代化”是一個係統性的概念，需要多學科的理論準備，需要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但是現有研究大多是單學科或單向度的推進，缺乏學科的整合。
經過短短的30年，僅占全國1.06%國土麵積、占全國3.57%人口數量的浙江省卻創造了占全國6.6%的國民財富，一躍成為全國的經濟大省，順利實現了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並成為全國經濟增長最快、活力最強的省份之一。浙江省創造出了令世人矚目的“浙江現象”：經濟社會發展速度一直居於全國前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躍居全國前列，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居於全國前列；贏得了三項“桂冠”--“經濟大省”、“市場大省”和“個私經濟大省”。就整體而言，浙江已從工業化中期向後期轉化，從全麵實現小康向更加寬裕的小康轉化。以國際上通用的英格爾斯（AlexInkeies）現代化指標體係來衡量浙江實現現代化的程度，浙江省到2007年底止，除了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低於標準值，其他指標皆達到標準值水平。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我們有必要對浙江的現代化進行一番深入的思考，對浙江的現代化發展進行學理上的研究，以驗證和豐富現代化的理論與知識，使其成為當今社會人們能共享的一種知識。
浙江30年的現代化發展實踐向我們提出了哪些有意義與價值的知識性、學理性的問題呢？我們以為，這些問題主要有：
第一，浙江30年發展的實踐是否形成了我國現代化的地方性知識？
第二，這些現代化的地方性知識是否具有某些共性和普適性意義？
第三，它對已有的現代化理論與模式提出了哪些挑戰？具有什麼樣的創新價值？
上述三大問題，國內學者的研究多有涉及。回顧這些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對於浙江30年現代化發展的曆史演進過程缺少係統性和多學科視角的全麵性。特別是用現代化理論解讀浙江經驗時，共識性理論闡述多，個性化的理論創新不足。本項研究基於浙江現代化30年實踐，反思現代化理論，從以下三個理論維度上提出問題，即：
第一，現代工業的發展是否隻能是一種高度集中化的大生產方式，或今日所謂“福特生產方式”，還是同時存在著一條分散化工業發展的道路？
第二，社會重組與社會結構轉型是否隻能采取這種或那種自上而下的方式，還是同時存在著一條從社會最底基自下而上的道路？現代社會生產組織是否必然如韋伯所說的企業與家庭、家族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