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傳統的元素是否隻是現代的對立麵，現代化的過程是否就是傳統的消解與現代性確立的過程？
站在21世紀的今天，對浙江現代化30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第一，從現代化的視角來看，浙江走的是一條較典型的以內生為主的發展路徑。從經濟理論角度看，浙江是一個不具備高速增長條件的省份，國際經驗所驗證的和經濟發展理論所證明的高速增長的條件是：後發國家和地區超常規的高速增長，都需要有政府投資或外商投資的強力推動。然而從工業發展角度看，浙江是一個工業基礎“薄弱”的省份，“低、小、散”是浙江整個經濟結構的典型描述。
浙江省的經濟現實，一是國家在浙江的投資嚴重不足，二是無外商大規模的投資推動，三是在經濟結構上缺少成為國計民生支柱或龍頭產業的特大企業。1953-1978年，浙江省人均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僅為411元，是全國同期平均水平的一半，列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最後一位。1953-1978年的25年間，國家對浙江的投資也隻占全國的1.5%，不及全國30個省區水平的一半。即使到改革開放後，國家對浙江投資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局麵也沒有改觀。1982-1989年，浙江的國有投資占全國總額的2.5%。。而且與內陸地區相比，勞動力、土地價格偏高，大量依靠民間信貸渠道得到的資金利率很高。
然而，工業基礎的先天不足，恰恰逼得浙江人自立自強，走改革創新之路。找不到國有企業的“鐵飯碗”，就辦鄉鎮或個私企業自己造一個“泥飯碗”；拿不到國家計劃的“金項目”，就到市場裏尋找能產品適銷的“銅項目”；享受不到國家計劃分配的物資，就自己辦市場解決。從個體到家庭、從家庭到企業、從企業到市場、從市場到政府，形成了一個經濟社會發展人力資源鏈，生長出了小商品大市場、小企業大產業、小經營大流通、小規模大分工、小生產大社會的獨特現代化內生發展路子。
這種內生性體現在對人民意願和創造的尊重，體現在草根階層是發展的主體，體現在充分利用發掘本土的資源，體現在對傳統的重視，同時也體現在利用本土文化經驗對外來的經驗文化模式加以吸納和重構。那麼，這種內生性的現代化發展路徑是怎樣形成的？形成的內在邏輯是什麼？它對已有的現代化理論提出了哪些挑戰與創新？
第二，社會發展，已是社會生活中一個常用的基本概念。社會發展何以可能？這是千百年來人們苦苦思考、探索的一個經典性理論和實踐問題。改革開放30年以來，浙江社會發展從緩慢型向快速增長型轉型，社會結構從農業型向工業型與服務型轉型，社會生活從溫飽型向全麵小康型轉型，社會事業從政府包辦向政府、社會、市場合辦轉型，社會管理從人治型向法治型轉型。那這種轉型是如何實現的？轉型的路徑是什麼？以後將如何更好地發展自己？
第三，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人口眾多而資源短缺的農民國家追求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的發展問題。那浙江現代化實踐形式能否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一種可供探索、選擇、啟示的路徑？浙江現代化實踐的地方性知識又能否為當今現代化知識體係增添浙江或中國的元素？
本項研究正是力圖回答這些重大的現實與理論問題，力圖尋找、發現30年來浙江現代化發展的“社會事實”，並努力給予理論上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