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社會化小生產”這一理論框架並非本項研究根本目的，我們的目的在於解讀中國人的獨特的現代化實踐活動，解讀中國豐富的現代化“地方性知識”。社會化小生產是我們理解中國現代化“地方性知識”的一個理論概括，它建立在豐富的本土的“社會事實”基礎上，試圖為現代化知識體係提供一個中國本土化的理論觀照。這一理論至少在以下三方麵讓我們對中國現代化獨特的“地方性知識”有了新的解讀。
（一）分散化、專業化、小規模的生產可以成為現代工業化發展的
一條路徑
按照一些西方主流社會理論家的觀點，現代工業的發展隻能是一種高度集中化的大生產方式，西方主流社會理論很少認真對待鄉土的工業現象，更沒將之作為分析現代社會變遷中的一個基本因素來考慮，而是以傳統與現代截然兩分和二元對立的理念想當然地認定，分散、小規模、鄉土的工業隻能是落後的，不可能發展成現代工業。他們相信現代工業乃是高度機器化大生產，社會化大生產不可能與分散、小規模、簡陋的小生產、小工業相提並論。
但浙江改革開放後30年的工業化實踐，卻證明了與家庭、家族相結合，與鄉土相結合的分散化、專業化、小規模的工業生產不僅沒阻礙工業化的發展，相反卻成了浙江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發展的一條主要路徑，浙江這種分散的、小規模的生產形式已不是小農意識的殘留，也不再是自然經濟下的一種小生產方式，而是以市場為連接，以現代社會分工為基礎的一種社會化的生產，是一種融以家庭或家族為基本生產組織的傳統性的小生產和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市場為紐帶的現代性的大社會於一體的本土化的生產方式。
從浙江的現代化實踐來看，一個地域的生產形式是否先進，生產關係是否協調，不在於其采用了什麼樣的形式，也不在於其外殼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重要的是看其有沒有以市場為連接、在社會分工體係下實現社會化的生產。沒有交換，沒有以市場為連接實現社會分工體係下的社會化生產，其生產規模再大，生產形式再怎麼集中化、大型化，那也仍是一種自然經濟下的小生產。如中國改革開放前傳統的大企業大多是大而全的企業，它有一個特點，即一種自給自足的大企業，這些大企業實際上都還是些小生產型企業。而隻要以市場為紐帶，實現了社會分工體係下的社會化生產，無論其是怎樣的分散化、小規模，也無論其是以什麼樣的組織形式出現，那也是一種現代的社會化生產方式。
這裏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與市場相連接的社會分工。馬克思直接把分工同“生產的社會性”看作一回事，他認為分工的發展就是生產的社會性的發展。他指出：“交換的需要和產品向純交換價值的轉化，是同分工，也就是同生產的社會性按同一程度發展的。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社會”是與自然相對立的概念，是指人與人的關係，而“生產社會化”則是用來表達資本主義生產力的主要特征的範疇。馬克思確認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主要的、區別於以前一切社會生產的特征，就在於生產的社會化及其發展。“生產社會化”指的是生產發展的一種動態，即從“非社會的”變成“社會的”過程。生產的社會化，也就是指隨著技術進步和社會分工的深化與拓展，從初級產品到最終產品之問的中間產品部門日益增多，生產者之間、生產部門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日趨緊密而廣泛。
迪爾凱姆更是專門研究了社會分工的社會意義與價值，他認為，社會分工使社會存在有了可能。他說，社會分工的“最大作用，並不在於功能以這種分化方式提高了生產率，而在於這些功能彼此緊密的結合。在上述所有情況中，分工的作用不僅限於改變和完善現有的社會，而是使社會成為可能，也就是說，沒有這些功能，社會就不可能存在。。
浙江工業化道路采取的這種以分散化、專業化、小規模為主的路徑，是和市場緊密相連，是一種現代社會分工體係下的社會化的生產形式。尤其是它的專業化生產，其實質就是一種做小，即小、精、專、尖，就是一種高度的社會分工，現在，專業化生產已是一種大趨勢。這種分散化、專業化、小規模的生產形式，不僅是浙江的一種主要的工業化發展路徑，而且也是華人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的一種非常普遍的生產形式，即使西方近年的曆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也重新認識到了小作坊、小工業、小生產的普遍性。著名經濟史家A.E.Musson毫不含糊地說，至少到1981年英國多數工業仍是在小工坊中的手工業，到1851年，倫敦城內近80%的製造業屬於雇工人數4名以下的小工坊。美國學者格拉斯比（RichardGrassby）也認為，17世紀的英國經濟並不是大公司和合股公司占主導地位，而是由小公司來控製和領導。合夥製（partnership）是基本的企業形式，通常由個人來控製。私人企業在前工業化時期占優勢參見A.E.Musson，TheGrowthofBritishIndustry，London，1978；S.Rothblatt，London：AMetropolitanUniversity，InT.Bender（ed），TheUniversityandtheCityfromMedievalOrigintothePresent，Oxford，1988；RichardGrassby，BusinessCommunityin17thCenturyEngland，p.401.。這充分證明現代工業的發展在一種高度集中化的大生產方式或今日所謂“福特生產方式”之外，還同時存在著一條分散化、小規模、專業化的工業發展道路，與此相聯係，也同時存在著一條從社會最底基自下而上的社會結構重構的道路。
（二）家庭、家族可以成為工業化、市場化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
工業組織形式的問題，並不隻是一個技術問題或所謂經濟問題，而同時甚至首先是一個社會組織的問題。如何看待現代工業所必需的組織形式，乃直接決定現代社會理論的品格。如果說西方社會的工業化、現代化是從家庭與工廠分離開始的，西方社會需要通過破除家庭和家族的形式發展產業化和市場經濟，那浙江的現代化、工業化、市場化的路徑卻恰恰相反，是家庭、家族與企業的結合使得工業化、現代化走上了快速通道，是社會化的小生產促進了浙江的工業化、市場化、現代化的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