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觀念的進化：從人民到公民》（載《書屋》2004年第5期）完稿迄今已有將近四個月了，當時一氣嗬成，自以為有理有據，無懈可擊，欣欣然投了稿，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也就告一段落了。直到文章僥幸發表，這才逼得我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個問題——作品一旦公開，就不能當成潑出去的水，須有對讀者負責的態度。經過半個多月的思索，我發現自己在對基本概念的理解上存在偏差：低估了“人民”這一概念的價值。這個概念盡管有其局限性，但不可能被完全替代，至少在主權歸屬上，公民無法取代人民。故此，筆者才不揣冒昧自說自話，對舊作進行一番檢討與修正。
“解鈴還需係鈴人”，要糾正概念認識上的偏頗，有必要對“人民”與“公民”進行再定位：
第一，人民對應主權，公民對應權利，二者是互補的關係，而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當“人民”成為壓倒性的話語霸權時，公民權利就岌岌可危了。畢竟人民主權在現實中更多地表現為國家主權，而作為人民代理人的國家跟人民並不是同一的，它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和偏好，這就為國家的自利與專斷埋下了伏筆。但是，如果隻講公民，不提人民，那麼主權將棲身何處？不僅單個的公民無力擔當這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就連聲勢浩大的公民社會似乎也難以擔此重任，因為主權的純粹性（對內最高，對外獨立，不可分割，不可轉讓）要求其承載者是一個勻質的整體，而公民社會是由形形色色的利益團體、民間組織組成的，這些組織和團體往往是彼此衝突的。倘若以公民社會為主權者，那麼國家非四分五裂不可。“人民”的抽象性、勻質性和整體性決定了它是主權的最佳載體。但是這樣一來，人民主權豈不成了一個虛幻鏡像了嗎？不錯，人民很大程度上隻是一個“想像的共同性”，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很難成為一個政治實體。根據奧爾森的理論，集體行動的產生需要滿足兩個先決條件：其一，集體成員的人數足夠少；其二，存在某種迫使或誘使個人努力謀取集體利益的激勵機製。然而，人民恐怕是一國範圍內最大的群體了，在人民內部也顯然缺少有效遏製“搭便車”現象的激勵機製，如此一來，人民的集體行動何以可能？那麼何不幹脆隻講國家主權，將主權的“終身”徹底托付給國家？此事萬萬不可，因為主權在民的原則為人民反抗暴政預留了合法性空間。
第二，人民主權必須以公民權利為前提和基礎。首先，以社會契約論為基石的現代主權學說認為，主權乃是由一國之民眾讓渡部分權利而形成的，權利是先天的或自然的，主權由權利派生而來，後者是前者的質料。雖然這裏所規範的是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但對於我們思考人民與公民的關係不無啟發意義。因為作為主權者的人民跟國家具有相似的性質，二者都是集體，相對於公民而言都是“他者”，是外在於自我的力量，因此即便是人民也不可囊括公民的一切權利，否則便可能出現“多數人的暴政”。隻有充分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人民主權才不至於成為一個禍害。其次，人民主權類似季衛東先生所說的“法律上的假想現實”，而欲使現實世界盡可能接近這一假想，惟一的辦法就是彰顯公民權利。公民權利說到底是以法律形式確認和保護的人權，不能想像連基本人權都缺乏保障的人居然可以稱為國家的主人！有理由相信，能夠掌握主權的人民必然是一個公民的共同體。
充分肯定“人民”這一概念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並不意味著可以抹殺它的內在缺陷。在這個問題上，我依然堅持《觀念》一文中的基本觀點。
最後，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我現在的觀點與過去有何不同的話，那麼我要說：觀念的進化不是以公民取代人民，而是讓人民成為公民的共同體。
（熊易寒文，原載《書屋》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