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二月，蘇軾到達汴京。禮部授予他以河南府福昌縣（今河南宜陽縣西）主簿的官職，辦理文書等事務。但他並沒有去赴任，而是與蘇轍一起準備“製科”的考試。原來唐宋時除了“進士”、“明經”一類“常舉”以外，還有一種皇帝特別下詔舉行的考試，叫做“製科”。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八月，蘇軾以“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考入第三等（為“上考”），這是極大的榮譽。從宋初以來，被取入三等的隻有吳育和他兩人。考試畢，他被授予大理評事、簽書鳳羞府（治所在今陝西鳳翔）簽判的官職。蘇轍考入第四等，被任為商州（治所在今陝西商縣）推官（州的屬官，掌管審案）；但因蘇洵奉命在京修禮書，他奏請留京侍奉父親。他送哥哥赴任，到鄭州分手。
兄弟倆第一次離別，情緒不免感傷。唐代韋應物在《示全真元常》一詩中有“寧知風雪夜，複此對床眠”的名句，意思說，今夜雨雪對床暢談，極愜人意，以後哪一天複能如此？蘇軾回憶往昔兄弟倆同讀此詩，感觸很深，曾約定日後一起退隱，縱情山水。想到這裏，覺得高官厚祿並不值得追逐。
但是，北宋初年積貧積弱的社會局勢喚起他平素懷抱的濟世之誌，逼著他睜開眼睛正視現實。宋朝是比以往幾個統一王朝更注重中央集權的朝代，它把軍權、政權、財權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這是宋代政治製度的一個特點。當時官僚機構龐大臃腫，腐敗無能；在財權集中方麵，規定地方財賦絕大多數上交中央，又刺激了上層統治集團的窮奢極欲，揮霍享樂，到宋仁宗時，國庫空虛，“惟存空薄”。這使固有的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危機。開國不過三十多年，宋太宗時就爆發了王小波、李順的農民起義，人數達數十萬，就是突出的例證。宋朝缺乏抵禦外來侵擾的能力，一直處在周圍少數民族政權的威脅之中，每年向遼、夏輸納大量“歲幣”（銀、絹），給財政造成沉重負擔。
正是在各種社會矛盾日趨尖銳的情況下，有些改革家就出來主張“變法”，要求革除弊政，緩和危機，形成了變法運動。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任用範仲淹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富弼、韓琦為樞密副使（全國軍事機關的副長官），要他們提出改革方案。範仲淹就提出“明黜陟”、“厚農桑”、“修武備”等“十事”。宋仁宗采納了他的意見，並頒行全國，號為“慶曆新政”。但事隔不久，就因保守派的反對而失敗，範、富罷職，韓琦被迫出赴外任。
“慶曆新政”的失敗更促使社會矛盾的急劇發展。封建士大夫中仍然醞釀著新的改革浪潮，一些局部性質的改革活動也在漸次展開。這是王安石變法前的醞釀期。蘇軾這時的基本政治傾向是要求變法。他寫了不少政論文，從要求革新的政治理想出發，繼承漢代賈誼、唐代陸贄的政論精神，結合曆史經驗教訓，分析當前形勢，研究治國之策。代表作就是考“製科”時所寫的《進策》（包括總論性質的《策略》五篇、講具體改革措施的《策別》十七篇、講遼和西夏問題的《策斷》三篇）和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在鳳翔任上所作的《思治論》。
這些政論文在風上深受戰國時代縱橫家的影響。它的特色是汪洋恣肆，辯才無礙。宋人李塗《文章精義》指出，蘇軾上述《策略》等“論利害”的政論，學之於《戰國策》；並說，“蘇門文字，到底脫不得縱橫氣習”，是正確的。它常被舊時代的舉子們奉為楷式。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八曾記當時俗語說：“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從一個側麵反映出蘇軾這類文章的影響。
這一時期是蘇軾詩歌創作的初步活躍時期。和政治上主張改革相一致，他的作品中也以關心國事、反映民生疾苦為重要主題。他經常作貧富懸殊的對比：“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閑。閑時尚以蠶為市，恐忘辛苦逐欣歡。”（《和子由蠶市》）同是“蜀人”，若樂如此不均。這個對比正說明作者對封建社會中貧富對立的現象有著較深的感受。
天寒降雪，他歎道：“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何當暴雪霜，庶以躡郊賀！”
他還寫了一些指斥時弊的詩。如詠史詩《塢》，借古喻今，語多譏刺：
衣中甲厚行何懼，塢裏金多退足憑。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這首詩是嘲罵漢末董卓的。董卓是個奸相，怕人行刺，在衣內加了厚甲，自以為可以確保生命安全；他把民脂民膏搜聚在他所盤據的塢，揚言“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然而，他後來失敗了，被暴屍長安，時遇酷署，肥胖的軀體流脂滿地，人們對他恨之入骨，就在他的肚臍眼裝上燈蕊，象點燈似的燒了幾天。詩的後兩句說：照明不須燈，真算個“英雄”！嬉笑怒罵，鞭撻有力。這時當時瘋狂地聚斂民財的官僚貴族，無疑是個嚴重的警告。陳師道曾說：“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後山詩話》），是不錯的。